5

    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工程的伟大发明，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地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纪律之严，胜过军队。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他致力推动的革命（他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的是“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级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共产党势力大为扩展，主力即为原地主家庭统治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及下级军官大批加入所致（Martins ，1894，pp．3390-3397）。

    但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群众”来说（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支持“先锋组织”的人士在内），他们的感受，却往往和领袖们的意见相抵触。尤其在真正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矛盾更明显。正因为这个缘故，1936年7月西班牙军方叛变，起来反抗当政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立刻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掀起社会革命。好战分子，尤其是鼓吹无政府思想的人士，自然纷纷着手将各地的生产组织集体化。但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却一致反对，而且，只要抓住机会，便尽可能取消公有，恢复原来的制度。公有制的优劣，至今仍是当地政治和历史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这次事件同时也掀起一阵反偶像、抗旧习、杀教士、反圣职的风潮，情况之烈，空前绝后。其实自1815年发生大骚乱以来，以教会为发泄攻击的对象，就成为群众闹事活动的一部分。那一年，巴塞罗那（Barcelona）市民因为不满某场斗牛的结果，火烧教堂泄愤。这一回，则大约有7000名神职人员惨遭杀害——几乎是该国神父僧侣总数的12％～13％；不过西班牙修女人数更为庞大，7000名只占其微不足道的比例——仅在东北地方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omas pp．270-271；M．Delgado，1992，P．56）。

    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两声余响：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领袖及发言人，纷纷出面抨击群众行为的不当；虽然在骨子里，他们自己也是狂热的反教会分子。甚至连那些一向以憎恶教士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闹得太过分了。可是对参与闹事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彻头彻尾就不一样。（换到另一个不似伊比利亚半岛如此男性化肌肉型的社会里，群众政治是否也会这样疯狂地残杀旧偶像呢？这其实是一个不顾事实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若对女性态度认真研究，也许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事实证明，所谓革命发生，政治秩序解体，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