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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5
权威崩溃,街头百姓完全靠自己(妇女也在内,如果男人让她有这个自由的话)的这种革命形式,在20世纪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使连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权在革命之下骤然崩解,德黑兰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国王,虽然绝大多数都属自发的活动,却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多亏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教组织,旧政权刚灰飞烟灭,新政权就已建立。虽然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才真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见第十五章)。

    另外一件事实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除了某些地区性的突发事件以外,20世纪在各地发生的历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发政变(多数几乎均属军事政变)夺得首都所致,便是长期武装抗争(多为农民运动)的最后胜利。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军旅生涯往往为那些受过教育、却缺乏关系和财富的优秀青年,提供了开创一番大事业的出路。在这些卑微出身的低级军官中间(有时甚至连士官阶级也在内,不过比较少),同情激进派及左翼者甚为普遍。因此因政变起头的革命,往往在如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Free Officer Revolution)],以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出现(1958年的伊拉克,50年代以来不时发生革命的叙利亚,1969年的利比亚等等)。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史中,军人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虽然他们夺权的动机,很少是出于明确的左翼立场。就算发动之初,确实出于左倾意识,却鲜见长期的坚持。不过1974年,葡萄牙曾发生一场军官叛变,使观察家大为惊异:一群年轻军官,对葡萄牙长期从事的殖民地保卫战感到幻灭而走上激进,起来推翻了当时世上掌政最久的右翼政权,是所谓“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tions)。与军官们联手出击的队伍,包括地下组织的共产党人,以及五花八门的马克思派团体。但它们之间的联盟最终分道扬镳,总算使欧洲共同体成员松了一口气。事后不久,葡萄牙也很快加入欧盟的组织。

    至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诚然,在由德军手里收复法兰西帝国各殖民地的战斗中,前帝国在当地训练的部队战士——他们被升为军官的人数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法属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这些在二战当中与戴高乐(de 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并肩作战,而且人数占多数的殖民地士兵,战时战后,却都尝到了相当失望的滋味。他们不但经常地受到歧视,而且跟其他多数不属戴高乐派的法国地下抵抗人士的命运一样,战事一结束,马上就被打入冷宫。

    在法国光复后举行的正式胜利游行队伍里面,自由法国部队显示的肤色,远比真正为戴高乐派赢得战斗荣誉的成员“白”得多了。总而言之,当年虽曾有过5万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动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但就整体而言,为帝国势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队,即使在当地人领导之下,也始终对帝国忠心耿耿。最起码不曾带有任何政治的色彩(M.Ec.R.Sareen,1988,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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