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共产党运动纷纷动员。地下抗敌活动，尤以武装抗敌为最，声势日益浩大。德军最后的溃败，各地抗敌组织有其不同程度的贡献（见第五章）。大战结束，欧洲各处的占领军政权或法西斯政权，一一冰消瓦解。一些在战时武装活动特别出色的国家，此时便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分子取得了政权，或至少曾企图取得政权（计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先有英方、后有美方军事干涉的希腊等国）。一时之间，甚至连意大利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北地区，也有落入共产党政权手中的可能（虽然时间可能不长）——可是左翼革命分子并没有动手。其中原因至今仍有争议。至于1945年以后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事实上也应看作战时抗敌运动的嫡传。因为即使在中国，也要到了1937年日军发动攻势进攻中国大部之后，毛率领的红军才开始重新发展势力，迈向夺权之路。世界社会革命的第二波，源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当年第一波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虽然在实际上，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一回，革命夺权之路，始于对战争的发动，而非对它的厌恶。

    至于革命新政权的性质及政策，将在别处予以讨论（见第五及第十三章）。在本章里，我们关心的角度在于革命过程的本身。本世纪中期发生的革命，往往是长期作战后获得的胜利果实；迥异于老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的情节也有差别，甚至与老大政权如中国封建王朝、墨西哥的波菲里奥政权［Porfiriato，编注：系指迪亚斯（Diaz）独裁政权，1876-1880年及1884－19if年］慢动作式的解体（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都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点。第一，谁发起革命、谁胜谁负、谁取得政权，一目了然，毫不迷离——这一点跟成功的军事政变相同。短促20世纪年代里的革命发动者，都是与苏联胜利部队有联系的政治团体。单靠地下抗敌力量，当然不能打败德日意三国的军队——甚至在中国也不例外。（至于西方各胜利国，自是强烈反共的政权。）革命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中断或权力真空。相反地，轴心势力败亡之后，各地强大的抗敌力量中，唯一未曾立即取得政权的例子，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方盟国维持强大势力的地区（如南朝鲜、越南），一是内部反轴心力量分裂的国家，如中国，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重振声势，与当年共同抗日、如今却日益腐败衰颓的国民党政府对抗。一旁袖手观看的，则是冷眼观变的苏联。

    第二，游击夺权之路，无可避免地出城下乡，离开了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传统势力所在的都市及工业中心，转入内地农村地区。更精确一点地表示，游击战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树丛中、深山上、森林里，并进占远离人烟、杳无人迹的边远地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攻占城市，必先以乡村包围城市。从欧洲抵抗运动的观点来看，要在都市起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动，以及1945年春的米兰暴动），还得等战争结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这一地区的战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华沙事件，就是都市起义时机未成熟的写照，起义者的弹夹里，通共只有一发子弹，一时声势虽然浩大，最后仍归徒然。简单地说，对大多数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国家里，由游击到革命之路既远又长。这条路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变革由他处而来。抵抗运动里，真正能发挥效果的斗士，以及他们所能动员的一切组织及力量，无疑只是极少数。

    即便在他们掌握的地区，游击组织也必须有群众作后盾方可发挥作用。何况在长期冲突对抗当中，游击力量势必非从当地大批地招兵买马添补帮手不可。因此，（比方在中国）原本由工人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