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境况最糟糕的时刻，多数人依然有工作。而且两战之间，物价下跌，粮食价格甚至比最萧条的时期降得更快，就业劳工的日子，其实比以前更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笼罩那个时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济餐厅，是歇业的钢铁工人“饥饿大行军”聚集都会首府，向他们认为该负责任的人抗议。政界人士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成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eber，I，p．243）。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二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et，1943，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种种施政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难迷乱的感觉，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是什么方向——或左或右——总有个政治手段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欲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解决的手段，技穷之下，经济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短期内为了立即解决国内的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年），同时间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定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i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者，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Snyder，1940）。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出头的一天？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一页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派经济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如此。象征意味更重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交易的原则，愈发凸显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门户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次要了。否则政治后果之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烈之路。

    于是，凡在过去就以提高关税为手段，抵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农业的国家，现在把关税提得越发高了。但单靠提高关税不足为凭，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开始提供补助，保证农产品价格，对收购过剩的产品，或者干脆付钱给农家，叫他们停止生产。1933年之后，美国就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