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观念的影响至深至速。当时的政府，不分左右，如右有美国胡佛政府（1928-1932年），左有英奥两国的工党政府，都只好怪它们运气不佳，为何刚巧在这个大乱当头的年代在位，于是只有纷纷下台。不过其中变化，还都不像拉丁美洲地区那般剧烈：当地政府或政权更迭之速，1930－1931年两年之内，共有12国改朝换代，其中10国是以军事政变的手段更变政府。南美以外的地区变化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总的来说，到30年代中期，恐怕找不出几国政府未改头换面。各国的政局，也都与股市大崩溃以前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开始急速向右转，唯一的例外，只有北欧的瑞典和南欧的西班牙。前者于1932年迈入其半世纪社会民主统治的时代；后者的波旁（Bourbon）王朝在1931年让位给一个不幸且短命的共和国。这段历史，我们在下一章有更多的探讨。在这里先就德日两国几乎同时兴起的军国主义政权作一些论述（日本于1931年，德国于1933年）。国家主义和好战风气在德日两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出现，不啻为经济大萧条为政治所带来的最深远最邪恶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栅门，在1931年就打开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劳工政党发起的组织性群众劳工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劳工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地不敢相信。到1934年，原为莫斯科世界革命希望所寄、并且是共产国际中成长最快最大的德国共产党（KPD），已遭希特勒一手摧毁。至此，组织性的国际革命运动，包括非法性与合法性的在内，都告势衰力微。当时，连中国共产党也不过是一支残败的队伍，被国民党从乡村游击地区清剿，踏上万里长途的跋涉，一路流亡到边区去。1934年的欧洲，只剩下法国共产党尚未从政坛消失。至于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此时距“罗马大游行”（March on Rome）已有10年，而且正陷入国际大萧条最艰苦的时期。墨索里尼踌躇满志，对共产党已不再存有戒心，那一年为庆祝罗马游行十周年纪念，竟将数名共产党员由狱中释放（Spriano，1969，p．397）。可是不几年间，这一切又将改变（见第五章）。但当时的情况很显明，大萧条造成的直接冲击，与社会革命分子的期望完全相反，最起码在欧洲地区绝对如此。

    左派势力的衰退并不限于共产党派。希特勒夺权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政局里消失了。一年之后，在短暂的武装抵抗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权也告垮台。至于英国的工党，早就在1931年成为大萧条的牺牲者（或许是因为坚信19世纪正统经济教条而把自己给害了吧）。工党领导的行业工会，自1920年以来会员人数损失过半，此时自然势力大减，甚至连1913年的情况还不如，总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欧洲地区以外，情况却大不相同。北美地区正迅速向左转，美国在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执政之下（1933－1945年），开始实验一连串相当激进的新政措施。墨西哥则在总统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领导下（1934－1940年），重新恢复早年墨西哥革命的生气，尤以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最为显著。加拿大饱受萧条打击的大草原上，也掀起一片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之风。其中包括主张平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