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将以“进步”与“反动”之名划清界线的殊死战。只是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这两个名词已经不再如当年那般适用了。

    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西方多数国家内部，挑起了同样的一组问题。这也是一场民对民的内战，因为赞同及反对法西斯两方的力量，横跨了人类每一个社会。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所谓一国国民对本国国家及政府自然生发的效忠之心——也就是爱国之情——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二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阶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争爆发之初（有的则像西班牙，是于内战之初）原属反对党或政治流亡中入——即或风云变幻不致如此极端，至少，这些新当权者也是一批认为本国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男男女女，通常是来自各国政治阶级核心的人物，都选择了向共产主义（即苏联）而非自己祖国的效忠之路。因此所谓“剑桥间谍”（Cambridgespies）——或从更实际的观点看，日本的佐尔格间谍网[编注：由苏联情报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于1933-1941年间所建立的情报网]，不过是众多例子之中的两个而已。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奸走狗”（quisling）一词的发明——源自挪威一位纳粹的姓名——则是用来形容在希特勒铁蹄侵略之下，那些基于思想观念的认同，而非纯属贪生怕死，甘为敌人走狗的政界人物。

    这种矛盾状况，甚至连那些纯粹为爱国心所动，而非由全球性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士也不例外。因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如今也分裂为二。坚持帝国精神并强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尔，以及天主教反动背景根深蒂固之人如戴高乐，如今都选择与德国作战一途。这一类人士之所以反德，并非对法西斯素有敌意；却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对本国的角色地位自有某种一定的“看法”。然而，即使就这一类人士而言，他们奋力坚持的目标也属于一场国际层次的“国内”（civil）战争；因为对于爱国一事，他们的观念并不见得与其政府的立场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国开始谋和行动，戴高乐却于18日赴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将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作战，对抗德国。他的这项行动，事实上是向当时法国的合法政权进行叛变。这个政府不但已经依据宪法，决定结束作战，其决定并获得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而在英伦海峡彼岸的丘吉尔，假定面对与戴高乐相同的情况，必定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万一大战的结果是德方获胜，丘吉尔一定会被他的政府以叛国处罪，就像战时会协助德国与苏联作战的俄国人于1945年后被本国当作卖国贼论罪一般。同理，诸如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民族，战时却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之下，头一次尝到了国家独立的滋味（虽然是有条件的独立）。战时独立的领袖，究竟是被该国人民视为爱国英雄，还是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通敌者呢，就只能看意识观点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斯、克两族内部各有民众支持。

    于是各国境内民心分歧，最后之所以汇合成一场既属国际战争，也是国内战争的全面性世界大战，究其症结，就在于希特勒德意志的崛起。更精确一点来说，决定性的关键，出在1931－1941年间德日意三国发动并吞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希特勒的德国，更是侵略行动的主力。三国之中，也只有德国最最公然无情，决意摧毁革命时代“西方文明”的各项制度与价值体系，它也是最有能力执行其野蛮计划的一国。于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为德日意魔掌下牺牲者的国家，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后来被称为“轴心势力”的侵略强权，逼近它们的铁蹄。逼到最后，终于只有战争一条路。1931年开始，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