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亲身参与，成为共和国军事行动里的中坚。

    甚至远在苏联动员援西之前，自由派中包括左派极端分子在内，就立即把西班牙人民的奋斗当作切身攸关的大事。30年代英国最优秀的诗人奥登，曾写道：

    在干燥的四方地面之上，那块残然零地，多么炎热，

    非洲一隅，如此粗糙地焊接于富饶多产的欧洲，

    在那河道纵横切割的台地之上，

    我们的思想具化形体；我们的狂热赫赫成形，如此精准鲜活。

    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男男女女拿起武器，迎上前去与节节逼进的右派作战，为士气颓丧、不断败退的左翼阵营挽回了颓势。早在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志愿旅第一批分遣队于10月间抵达它们未来的基地以前，甚至在第一批有组织的志愿部队——意大利自由派社会主义运动“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 Liberta）——在前线出现之前，大批的外国志愿者便已经赴西班牙为共和国作战了，最终一共有55国以上4万多名年轻的外国人志愿者前来参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最多只限于在学校地图上获得的知识；可是现在，却有许多位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相形之下，志愿站在佛朗哥一边作战的外国人，却只有千把人而已（thomas，1977，卜980）。两相对照，其中意义颇耐咀嚼。为帮助诸位在20世纪后期特有的道德世界里成长的读者了解起见，我们在此必须澄清一件事实：所有这些前往西班牙出力的志愿人士，他们既非想去大发其财的商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也非寻求刺激的冒险家；这一群人都是怀着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战。

    对于生活在30年代的自由分子与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到底意义何在，当年的印象如今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是对我们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过《圣经》为我们命定的70寿数的时代生还者而言，这是唯一一件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今日回顾依然如此。回想起来，它恍如一场史前旧事；即使在西班牙本地，也属于一场前尘旧梦。可是在当时奋力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这却是他们奋斗的最中心，战斗的最前线。因为只有在这场战斗里，抗争的行动得以不断，一连持续了两年半以上之久。只有在这场战斗里，他们得以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即使不能穿着军服正式直接上战场，也可以借着募集款项、救助难民，发起活动向那些胆小如鼠的政府不断施压，而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然而佛朗哥率领的国民政府日占上风，形势显然无法逆转，共和国的败局已定，大限就在眼前。危急之势，更令众人感到刻不容缓，务必凝聚力量，携手共抗法西斯气焰在世界各地的猖獗不可。

    至于西班牙共和国呢，虽然有各方同情（事实上极为不足的）及协助，从一开始，却只能打一场被动的防守战而已。现在回头考察，其中症结显然出在它本身力量的微弱。根据20世纪人民战争的标准来看，1936－1939年共和战争的后果不论输赢，英勇事迹尽管可泣，论其表现实在不佳。究其原因，部分出于它不会充分发挥游击战术——说也奇怪，这项对付传统军队的最佳的非正规战术，其名称来历虽然出自西班牙，却在西班牙这场战争中不见踪影。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令军令统一；共和部队却政见分歧，而且——虽有共产党的协助——军事目标和行动也杂乱不一。待觉悟之际，为时已晚。共和国的最好表现则在守势，幸亏它不断抵挡住对方的致命攻击，战事方才得以延续。否则早在1936年11月马德里陷落之际，内战就可以结束了。

    那时，西班牙内战毫无预示未来法西斯溃败的兆头。就国际观点而言，此战只是一场小型欧洲战争，由法西斯和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