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主义”的重弹，只代表本国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利用的落后状态。

    简单地说，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轴心势力合作，基本上只能属于一种战术手段。即使在东南亚一带，虽说日本的统治不似旧帝国般控制，而且由非白人之手施于白人之身，这种局面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原因在日本人本身具有极为褊狭的种族意识，因此对于解放其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不甚高（事实上这段日本统治时期果然极短，因为日本很快战败）。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轴心式的国家主义，对殖民地人士的吸引力也不甚高。由另一方面来看，以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类人物为例，虽然他毫不迟疑，便投入1942年大英帝国危机年的“英人退出印度”反抗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大异其趣），可是尼赫鲁却始终深信，独立自由之后的印度，应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必将成为印度的盟友——苏联典范俱在，甚至有可能成为印度立国的榜样。

    鼓吹殖民地解放的领导人物与发言人士本身，在他们意欲解救的广大民众当中，往往居于少数。可是这个事实，却更使其向反法西斯的力量汇集。因为绝大多数殖民地民众的心灵感情，比较容易受到法西斯同类要求的感动与动员。这一类感情包括了传统思想、宗教与民族的排外性、对现代世界的疑虑心理等等。若不是因为纳粹有无比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早已为纳粹感召。但在事实上，民气虽然可用，当时却不为任何一方充分动员，至少不曾发挥过重大的政治作用。虽说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的确在1918－1945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的动员，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敌意甚深的哈桑（，1987）。至于在印度次大陆，所谓“巴基斯坦”自成一地的概念（这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产物），有人将之形容为“一群非宗教精英分子的精心设计。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大众领土分离主张的压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属于多数的印度教人口竞争，只好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称为一种‘伊斯兰’式的宗教社会，而非国家分离运动”——此种描述极为正确（Lapidu，1988，p．738）。在中东的叙利亚，策动百姓的先驱则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党人，该党于40年代由两位在巴黎接受法式教育的教师创立。他们的思想尽管充满了阿拉伯的神秘气息，在意识形态上却属于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叙利亚的宪法，对伊斯兰教信仰就一字不提。而伊拉克的政局（一直到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为止），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国家主义军官、共产党人，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混合而成，名目虽然不同，却同样致力于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以及社会主义的追求（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却不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阿尔及利亚，由于当地特殊原因，加上该国革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此中不乏前往法国的大量劳工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因此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成分。不过（1956年）革命人士却一致同意，“他们的革命乃是一场斗争，旨在反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而非一场宗教战争。”（Lapidus，1988，p．693）人们并建议建立一个社会民主的共和国，最后阿尔及利亚在宪法上成为实行一党制的共和国。事实上唯有在反法西斯的年代，正宗的共产党派才能在部分伊斯兰教世界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中尤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三国为突出。一直要到相当后的时期，世俗派主张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呼声才在原教旨主义思想复兴之下逐渐淡去（见第十二章与十五章）。

    发达的西方国家反法西斯，它们的殖民地则反殖民，双方的利害冲突，必将在二战之后重新浮现。而眼前众人却获得暂时的会合，共同在一种对未来战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