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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国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际的经济大恐慌，却整个地摇动了居于依附地位的世界。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地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有持续的增长，甚至连大战也不曾中断这种繁荣，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大战地区距离遥远。而当时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与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自然也尚未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觉得自己遭受到任何与以前不同的新影响。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运送的黎民男女来说，自己日夜从事的劳动，究竟是在哪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之下付出，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尽管如此，帝国式的经济，毕竟给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影响，在以出口为生产重心的地区，情况尤其显著。有些时候，这些改变甚至早已以某种为当地民众或外来统治者认知的政治形态浮现。1900年至30年代，秘鲁的农庄田园开始转型，变成了沿海的制糖工厂，或内陆高地的商业性牧羊场。于是印第安族劳工原本向海边城市移民的涓滴，开始汇变为一股洪流，新思想随之向传统的内地逐渐渗透。因此到30年代，一个位于安第斯山脉（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极难到达，“极为遥远”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 1989，esp．P．175）。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当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小村落已经发生了多少改变。

    比方说，对于一个几乎从来不曾用过金钱，或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钱的经济社会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以金钱为唯一交换标准的经济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即是一例。财货、劳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甚至连原有的社会分配形式，也都因此发生变化。对于以产米为主，遵奉母系社会，位于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NegriSembilan）农民来说，祖宗传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担负主要的耕种责任，而且也只能经由女子继承。至于丛林之间，新近由男人清理开垦出来用以种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却可以直接留传给男性。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其利润比稻米为高，两性之间原有的平衡便开始改变，由男性相传承的家产分量愈形加重。这项转变，加强了传统伊斯兰教派领袖的地位。他们一心以父系威权为主，自然无时无刻，不想把他们的“道统”观点强加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之上。更不要说当地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该区普遍母系社会当中唯一实行父系社会的例外（Firth 1954）。依赖性的经济社会，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与转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群，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却很少——就马来社会的例子而言，也许只是经由一名中国贸易商人的中介。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见的情况，恐怕原来是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农民或工匠。母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习惯于勤俭维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谙金钱奥秘复杂的功用。但是，除了这两项不同的特点之外，这位出身寒微的中国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车现代世界的距离同样甚为遥远。

    尽管殖民世界产生了这些变化，世界性的经济看来却依然遥远，因为它带来的立即性及可辨识的冲击力，基本上并无巨变性的影响力。不过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却有一些孤立的工业地区出现，它们成长快速，劳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来，劳工阶级的冲突斗争便开始不断蔓延，其中甚至不乏以西方模式为师的劳工组织。此外，并出现一些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以此为据点，依赖性经济的世界便与操纵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经济相互往来。如孟买、上海（其人口总数由19世纪中期的20万人，一跃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规模较小的卡萨布兰卡（Cassblan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