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事务上则采取“不结盟”的立场（non－aligned，即不加入由苏联领导的军事集团）。简单地说，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共产党中国早已不属于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共产阵营了。

    根据事实发展，二战结束之后，世局便很快地稳定下来，并且一直维持到70年代国际形势进入另一个长期危机时，才开始变化。在此之前，两大超级强权都颇安于世界并不均分的现实，并竭力避免以公开的武力冲突去解决任何疆界上的争议，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正式开战。双方的行动准则，其实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战的词汇恰恰相反，都以为“长期和平共存”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紧要关头，尽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论上，两边好像快要甚至已经打起来了。事实上，彼此私下却依然相信对方必能自我约束，有所节制。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美国参战，俄方却不曾正式加入，虽然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共方面其实足足有150架由俄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alker，1993，pp．75－77）。可是这项情报却秘而不宣，因为美方估计得很难，莫斯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卷入战争。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其实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双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备战姿态，被对方误以为真，以为己方真的在为开战做准备（Ball1992，Ball，1993）。

    这种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待“冷战”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还颇行得通。1953年，苏方智囊团正悄悄卷土重来，乘东德一场严重的工人暴动，开始重建共产党势力。当时苏联就已经知道（或可说学到了），美国表面上要把共产党势力“席卷”倒转（roll back）回去，事实上这番呼吁，不过是在空中广播上作战罢了。从此以后，凡在苏俄地盘发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观；这种态度，从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即可证实。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口号的精神。描绘谍报谋杀的间谍小说，便成了现实世界国际斗争影响下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副产品。而此类小说之中，始终又以英国作家的地位最高——弗莱明（LanFleming）笔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carre）笔下的甘苦英雄，两位主人翁都在英国特务单位供职——总算在笔下人间的世界里，为现实权力政治中逐日式微的英国佬挽回一点颜面。不过，情报英雄的活动固然比实际的权力游戏具有戏剧性，若认真比较起来，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国之外，苏联秘密警察（KGB）、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单位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

    在这么微妙的背景下，这段漫长的紧张对抗期里，到底有没有过真正危险至极，有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的一刻呢？——当然，其中难免也会有过几回险路走得太多了，不得不碰上意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作答；细想起来，最具爆炸性的时期，可能要从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他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国的政策，绝对是帮助那些起来对抗外侮的民族。”）开始，一直到1951年4月，这同一位总统把在韩国的美军总司令，就是那位不听主帅调度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极为害怕欧亚大陆的非共区会爆发革命或濒临解体；而这份担忧，可说并非全属过虑——因为环顾现实，岂不见共产党在1949年接收了中国大陆。反过来从苏联这一面看，也正面对着美方在核武器上的垄断，以及其威胁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