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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40年间，两个阵营不断增强军备以相抗衡。可是这种长期武装对峙的形势，却建立在一项不切实际而且毫无事实基础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局极其不稳，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只有永久地相互牵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战于万一。这种心理现象，究竟从何而来？首先，冷战之说纯系一种西方观点，如今回头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当年在二战余震之下，却属自然反应。当时众人都以为人类的灾难时期尚未完结，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前车之鉴，此次战后也必有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连美国也难幸免。某位在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便曾于1943年作此预测，警告美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和工业失序的经济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战胜利以前，华盛顿当局分身之术，对经济事务自是无暇全神顾及。但是对于战后的国策方针，美国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场经济大萧条袭击所花费的心血，更胜于为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所作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

    华盛顿之所以担心“战后将爆发大乱”，动摇“世界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ed inKolko，1969，P．485），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当时各交战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战后一片废墟。而且在美国人眼里，各国人民饥寒交迫，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投入社会革命主张的怀抱，走上与提倡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相反的道路。而美国及全世界的未来，却只有在贯彻自由精神的国际经济制度之下才有效。更有甚者，战前的国际社会，此时已全面瓦解，广大的欧洲大陆之上，以及欧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国独力面对着声势日益浩大的苏联。全球政局的未来难卜，唯一可以确定的却是在这个紊乱不安、随时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况发生，资本主义及美国一方只会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强权却会更加甚嚣尘上。

    至于那些重获解放的国家，战事刚停，对于各国中间派立场温和的政治人物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论在朝在野，这些人士都为共产党人的壮大而大伤脑筋，唯有向西方盟国可以求得一点支援。而共产党人却在战火中崛起，声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有时甚至一跃而为国内最大党派，拥有人数最多的选民。法国总理（社会党）便曾前往华盛顿提出警告，表示若无经济援助，他极有可能败于共产党之手。1946年全欧歉收，紧接着一场酷寒严冬，更令大洋两岸的欧美政坛同感心惊肉跳。

    再意气相投的伙伴，战争一旦结束，往往也会分道扬镳。更难怪原本就只是一时勉强的结合，一边是领衔资本主义最大强国的美国，另一边是在本身势力范围之内俨然老大自居的苏联，面对战后种种情况，两方势非分手决裂不可。但是纵然如此，也无法充分解释美国政策之所以强烈恐共的理由——不过除了英国以外，美国其他友邦及羽翼对反共一事却没有这般热衷——美方的政策，至少在其公开的表示里，主要是针对莫斯科将发动全球征服行动这种最坏的打算而定。美国认为苏俄心怀不轨，意欲导演一场无神论的“共产世界阴谋”行动，随时准备推翻自由国度。但是在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当时被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称为“我们现代的自由社会——新形态的资本主义”（home，1989，vol．11，p．283），其实根本就不曾面对任何可以想见的危机。以此来观看肯尼迪（J．F．Kennedy）的竞选言论，就更令人费解了。

    为什么有人把“美国国务院专家”对局势的展望视作替天行道的“天启洞见”（s，1991）？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