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愈发强化（我们在第十六章将会看见，科技创新的开花结果，并未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出现）。70年代在这些“发达国家”里，每百万人口便有千名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孜孜不倦致力于研究发展的事业。可是同样的人口，在巴西却只有250名科技人员，印度有130名，巴基斯坦60名，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更只有微不足道的30名左右（UNESCO，1985，table 5．18）。更有甚者，由于创新已成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以至于新产品的开发成本，也变为生产成本中庞大而不可或缺的一环了。而这项成本，更有与日愈增之势。即以极端的军火工业而言，区区金钱成本一事，已不再是考虑项目。新研制成功的装备，往往还来不及应用到实际用途上，就得完全毁弃另起炉灶，因为比它更先进的发明已经又出炉了（自然也更为昂贵）。这种不断推陈出新，对生产厂商却有着极大的利益可言。至于其他比较以大规模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如化学制药而言，一项大众真正迫切需要的新药物的问世，在专利的保护之下，往往可以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中为厂家赚取丰厚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润，被制造商解释为从事进一步研究绝对不可或缺的资本。而其他比较不容易获得垄断性保护的事业，只有尽快大捞一笔，因为一旦类似产品进场竞争，价格势将一落千丈。

    第三，种种新科技产品，绝大多数均属于资本密集，并具有减省劳力甚或取代劳力的一大特性（当然对于那些具有高层技术的科学家及技师而言，他们贡献的人工劳力不在此限）。黄金年代的最大特色，因此便在于它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资本；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不需要人力，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剩下消费者一角。然而经济冲刺的力量速度太大，终一代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发展现象。相反地，经济增长如此猛烈，一时之间，甚至在工业国家里面，工业工人阶级的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未曾改变，有时甚至呈上升之势。在美国以外的各个先进国家中，战前不景气及战后复员累积下来的劳动力，在大量需求之下很快干涸，各国只好不断由本国乡间及国外涌入的移民中，汲取新一批的就业人口。甚至连在此之前一直被保留在就业市场以外的已婚妇女，也开始纷纷加入，而且数字不断增加。尽管如此，黄金时代追求的最高理想——虽然是在逐步实现之中——却是以“无人”方式进行生产，甚至提供劳务：自动化的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组装汽车；一排又一排安静无声的电脑，控制着能源生产；飞驰而过的火车，不见一人驾驶。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人类唯一的重要用途只有一项：就是扮演着产品和服务的消受者。可是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这里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这一切看来似乎犹在遥不可及的将来，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切，就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曾警告众人未来宇宙将在“熵”（entropy）之下，进入永久黑暗的死亡一般。

    其实正好相反。所有那些大动乱时代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那可怕却无法避免的忽儿繁荣忽儿萧条的循环，那在两次大战之间恶魔般撕裂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循环，如今均已飘然远去，只化作一连串轻微波动的水痕留在人间。这一切，自然都多亏世人的智慧，开始聪颖地运作着总体经济管理的理论——至少那些如今身为政府智囊的凯恩斯学派专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大量失业，在60年代发达的国度里，真不知何处去寻？请看欧洲的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5％；日本更仅有1．3％（Van deree，1987，p．77）；只有北美地区的大量失业现象还不曾完全抹去。贫穷？当然，绝大多数人类仍然陷于穷困之中，可是在工业劳动人口的旧心脏地带，《国际歌》里的那一段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尚有何意义可言？这些工业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