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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这种异常繁荣，可谓人所未料的经济增长，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其中发生的原因？更何况在它的前半生里，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毁灭的死亡线上垂死挣扎。这一段长时间的经济扩张与富强康乐，是跟随在同样一段漫长时期的经济破灭无限烦恼灾难之后而来。此中的循环往复，毋庸我们在此解说。因为自从18世纪末期以来，此类高低往返，长达50年的长周期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基调。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循环的经济现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却始终捉摸不清。长周期理论，一般是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之名传世。就长期角度而言，黄金时代不啻是康氏长周期上扬的又一例证，正如1850－1873年间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景气——说也奇怪，百年前这个景气岁月的年分，与百年之后景气几乎完全吻合——以及维多利亚后期暨爱德华时期的另一景气一般。几次上扬的时期，其前后也都曾出现过长期的下沉阶段。因此，本世纪的黄金时代，不用在这方面另做解释，我们需要探讨的事物，却是这一次上扬的幅度与深度。因为其中所表现的程度，正好与其之前出现的危机与萧条恰成对比。

    资本主义经济此番展现的大跃进，以及因此所造成之史无前例的社会冲击，幅度之广，实在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从表面看，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有着很大的空间可资发展，以求赶上堪称20世纪工业经济楷模的美国。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既不曾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未受战败或胜利的丝毫影响，只有那经济萧条的大恐慌时期，为它划下了一道短浅的伤痕。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确也全力以赴，有系统地企图仿效美国。这个全力仿美的过程，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脚步。模仿容易创新难，前去适应修正一个已存的科技，显然远比重起炉灶从头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拟仿效的基础，发明创新的能力日后便自然随之而来——这一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急起直追心态提供的动力，并不能全然解释大跃进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核心深处，尚兴起了一股重大的改革与重组，而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方面，同样也掀起了一个极为强大先进的发展。

    资本主义本身的改变，促成了一种“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家更易进行现代化经济事务的计划与管理，同时也相对地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加。战后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往往是一连串由政府支持、监督、引导，有时甚而由政府主动计划、管理的工业化发展的故事。这一类由政府主导的成功事例涵盖全球，从欧洲的法国、西班牙，一直到远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皆是——例外情况少之又少（如香港）。在此同时，各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于全面就业的形成；并设法尽量减少社会上生活的不平等，即全力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制度。经由以上这两项政治承诺，奢侈类产品打开了大量消费的市场，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通常越是贫穷的阶层，耗费在基本所需如食物一项开支的比例越高——这项极为合理的观察，是以“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而闻名。回到30年代，即使在富甲全球的美国，家计中三分之一的开销，依然是用在食物上面。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食物开支却一落而为13％，剩下的百分比，都花在其余用项之上。黄金年代来临，“市场”也变得民主化了。

    国际化活动的进步，则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因为如今国际分工愈加精密老练。刚一开始，这种精细分工的现象只限于所谓“发达国家”的领域，即归属美国阵营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仍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见第十三章），而5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最为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则选择了一条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