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毁灭的经济迅速现代化等等——则不但具有列为当前第一要务的急迫性，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力量存在。在此先决条件之下，甚至连一向致力于经济政治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开始了种种治国手段——这些手段若在以往施展，必定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说起来，这种以国家为先导的经济政策，其实也正是英国甚至美国于战时经济实行的政策，于是人类的未来，便正好靠这种“混合式的经济制度”了。虽然旧式正统学说的主张，如国库的平衡、币制和物价的稳定，仍不时被考虑，但是这些说法的力量却大大不及从前。1933年以来，一向在经济田地里用以吓阻牵制通货膨胀与赤字财政的稻草人，如今再也不能赶走雀鸟，可是田地里的庄稼却似乎不受骚扰，依然继续蓬勃地生长着。

    种种改变，实在非同小可；种种改变，甚至竟使美国资本主义政客阵营中一位死硬派人士哈里曼（Averll ，1888－1979），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拥护者，并对美国经济制度称羡不已，此时却变成法国经济计划的热情支持者。风气所及，原本力主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罗宾斯（Loinel Robbins）——一度曾全力维护正统经济学说与凯恩斯派大战，并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Economics）与海耶克一同主持讲座——却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战时半社会主义式经济制度的领导人物。30年间，“西方”思想界与决策者中有着一种共识，尤以美国为著；这种共识，不但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该有的行动方针，更操纵着它们不该从事的绝对禁忌。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个生产日增的世界，一个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世界，一个全面就业、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它们全力以赴，意欲实现这个经济大同的世界。如有必要，它们甚至愿意诉诸混合经济，以政府控制管理的手段，有系统地实现这个目标。它们也愿意与有组织的工会运动合作，只要后者不与共产党同路。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若无这个共识，势无可能成形。而这个共识，就是众人意识到“私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私有企业”另有一较受欢迎的名词，即“自由企业”，必须从它自己形成的困境中拔出，方才能够存活。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虽然进行了自我改革，但是在检讨这个以前不能想象的大变革的积极意愿的同时，这家经济新饭馆的大厨们开出来的新菜单到底效果如何，却值得我们慎思明辨。其中的分野距离，实在很难判别。因为经济学家就像政治人物一般，往往善于将成功的案例归功于自己政策的聪明睿智；而在黄金年代的时期里，即使连当时最软弱的经济体如英国，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貌。如此一来，更使众人沾沾自喜，庆贺自己妙计成功。不过，其中虽然也许有几分丑表功的暧昧，我们却也不可因此便忽略其政策的精心设计之处，自有其足可骄傲的成功佳计。以1945-1946年间的法国为例，即开始推动一连串有意设计的计划，将法国工业经济带上现代化的大道，这番将苏联式经济理想综合而成一资本主义混合式经济制度的构想，必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因为在1950-1979年的20余年间，法国从原本代表着经济发展迟滞、饱受众人嘲笑的形象摇身一变，竟然在追赶美国生产力的经济竞赛里，施展出远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国家为佳的优异表现，甚至比起德国也要更胜一筹（Maddison，1982，p．46）。但是归根结底，各个政府各个不同政策之间孰优孰劣（这些政策，往往与凯恩斯的大名有不解之缘，但是凯恩斯本人却早已于1946年谢世），这个话题我们还是留待经济学家辩论吧。要知道经济学家这一族，素来就以好激辩好争论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