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9，p．13）。于是大战刚结束，制定美国政策的人们，便野心勃勃地打算开始大肆扩张。结果冷战开始，才迫使他们重新考虑，采取了比较长远的看法。冷战改变了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发现唯有尽快帮助未来的竞争对手加速发展，才能对付眼前刻不容缓的政治需求。有人认为，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甚至可将冷战视为推动全球大繁荣的主要动力（alker，1991）。虽说这种想法也许有失夸张之嫌。但是马歇尔计划巨额的慷慨援助，对于被援国的现代化显然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如奥地利和法国——美方的援助，对西德和日本的转型增长更有加速之功。当然，即使没有美国相助，德日两国迟早也将成为经济强国，其中关键所在，单看一个事实足矣：作为战败国家，它们既无法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自然便无须往军费的无底洞里倒钱，反而因此大占便宜。但是反过来看，美援在德日两国复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绝对不可忽略，我们只消问一句，如果德国的复兴必须仰欧洲的鼻息，德国经济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要知道欧洲各国就怕德国势力再起。同样的，如果美国先不曾于朝鲜战争，后不曾在越战这两次战争时期，将日本建立成它在远东的工业基地，日本经济恢复之速度能与事实上发生的状况相比吗？日本生产总值于1949-1953年间（朝鲜战争时期）能够加倍，全靠美国基金资助；13年后的1966－1970年间（越战时期），日本再度进入增长巅峰，自然更非巧合——这段时间日本的年增长率不下于14．6％。因此，我们绝不可低估冷战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虽然就长期观点而言，各国将宝贵资源浪费于军备竞赛之中，对经济自然造成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而其中最极端的例子首推苏联，最终对该国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同理，即使是美国，也因为强化军事力量的需要而导致经济力量的萎缩。

    总而言之，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运转的经济。从维多利亚中期以来，国际间各项生产因素自由移动所遭遇的阻碍，从未比现在更少过。其中只有一项例外，那就是国际间移民潮的恢复似乎异常缓慢，仍然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紧缩状况之中——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促成黄金年代大繁荣的动力，不仅来自原本失业如今重返就业市场的劳动人口，更包括内部移民的大洪流——这股洪流从乡村移向都市，从农业移向工业（尤其来自高地的贫瘠地带），从贫穷地区移向富庶地区。于是意大利南部居民涌入伦巴第（Lombardy）和皮德蒙特（Piedmont）两地的工厂；而意大利中西部的托斯卡纳（tuscan），20年间，更有高达40万的佃农离弃了他们的田地。东欧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建立在大批移民之上的过程。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内部移民，其实根本可以列入国际性的迁移，因为当初这批外来人口初到此地，并非出于谋职求生的动机，却是1945年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被迫离乡背井远赴异地的结果。

    然而，尽管存在着以上这种人口大量移动的事实，在这种经济迅速增长，劳工急遽短缺的年代里，在这个西方世界致力于资源和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里，各国政府的政策却汲汲于抵制移民，全力反对人口的自由移动，此番现象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通常当这些政府发现自己在无形中允许移民流入时（如加勒比海及其他英联邦地区的居民，因具有合法英国子民的身份有权在英国本土定居），便举起铁腕关上大门，断绝外来人口的移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一类的移民——多数来自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中海一带国度——往往只能获得有条件的暂时居留，以备一旦有事，可以轻易将其遣返。不过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会员国的日益增多，许多移出国也开始加入这个合作组织（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使得遣返工作日渐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