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间的权力一时获得平衡，国际局势似乎转安，各国政权也同样近乎稳定，军方参与政治的现象便更普遍了。单单是因为全球新国林立，多数均缺乏合法传承政统，加上政治路线不定，政局经常不安，便可以解释这种强势军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队往往是环视国内唯一可以发动政治行动（或任何行动）的力量。更有甚者，由于超级大国在国际间进行的冷战，多数是由盟邦或附属政权的军队出面的，两强自然以金钱及武器多方补给己方帐下的成员。有的时候，更是你去我来，轮流供应，如索马里，便有美苏两强先后分别予以武装。如此一来，坦克开上了政治舞台，军人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空间就更多了。

    共产主义的核心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在理论上，军方臣服于文人政府的治下——不过在毛泽东最后几年里，他似乎有随时放弃以党领政领军的念头。至于西方阵营里的核心国家，由于缺乏政治不安的背景，加上国家具有充分控制军队的机制，军人参政的机会大受限制。因此佛朗哥将军谢世以后，西班牙在新国王的支持下，各方能协商成功，开始迈上一条自由式民主政治的大道。与此同时，那批顽固守旧的佛朗哥派曾于1981年酝酿一场政变，也被立时平定，因为国王断然拒绝接受。在意大利，则有美国幕后支持的力量，随时准备起来推翻当地强大共产党势力组成政府的可能性，因此意大利的文人政府始终得以保全——不过70年代时，该国军方、情报单位，及地下恐怖组织的重重黑幕后面，却出现过一连串各种无从解释的活动旋风。遍数西方世界的军官，只有在老大帝国无法忍受殖民地纷纷脱离统治的心头恨之下（即惨败于殖民地之痛至巨至深），才会受到诱惑，对军事政变产生跃跃欲试之心——如50年代法国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两地的失守，以及70年代葡萄牙帝国在非洲地域的崩溃（不过葡萄牙之变带有左倾意味）。然而，法葡两国军方旋即又回到文人政府控制之下。欧洲地区唯一有美方做后盾（但可能是由当地主动发端）的军政权，事实上只有希腊一地，是于1967年由一群极右派上校军官发动建立。当时的希腊，仍陷于早年内战的阴影之下（1944－1949年），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双方阵营之间的苦涩依然未休。这个由一群蠢军官发动成立的政权恶名昭彰，专以残忍手段对付异己为能事，7年之后，便因其政治智商太低而倒台。

    相反地，在第三世界的国度里，却随时存在着军人干政的诱因，其中尤以新成立的小国为最，它们国小势微，数百名武装军人便可举足轻重——何况枪杆子又有外国势力来助援，有时根本就由外国人出马代劳。再加上政府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于是混乱腐败，层出不穷，一片狼狈之象。其实，通常在多数非洲国家出现的典型军人统治者，往往是真心打算收拾这一片乱七八糟局面的有心人，而非冀求个人飞黄腾达的独裁者。他们本身虽然一时掌权，却希望文人政府不久便可接手——可是这份心愿常常陷于惘然。最后，治国与文人当政的理想两皆落空，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军事头目的政权难以长久的原因。但是不管何人主政，只要当地政府有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可能，尽管机会极为微小，保证便有美国前来相助。

    简单地说，军事政治正如军事情报一般，往往崛起于正常政治力量及情报作业出现真空的时间地点。这种政治形态往往并无一定名号标志，却出于周围环境不安定所致。然而，对这些出身于前殖民地或依赖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它们致力的国策，往往需要本身有安定并有效率的国情才能成事。可是安定、效率，却偏偏正是它们所缺乏的条件，因此军事统治便在第三世界成为政治主调。它们一心一意，追求经济的独立“发展”，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之后，在世界革命及全球殖民解放之下，过去建筑在农产品原产地上的繁荣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