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乌干达（Uganda），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指其合法正当的收入），高达其国人平均收入的112倍（英国的比数则为10：1），其中意义可想而知（UN orld Social Situation，1970，p．66）。

    凡是乡下穷人（或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可能受惠于教育的地方，便可见众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中以此地区与现代化距离最近，离殖民时代也最遥远）。“大家伙都想要学点什么东西。”1962年时，某位在马普切印第安族（Mapuche Indians）中搞活动的智利共产党人，便曾对笔者如此表示：“可是我本人并不是知识分子，没法子教他们书本上的玩意儿，便教他们踢踢足球。”求知若渴的欲望，自50年代起，是推动南美居民大量由乡村迁往都市的一大原因。惊人迁徙的结果，乡间为之一空。各项调查都显示，都市生活的吸引力，极大成分在于可为子女的教育和训练提供更好的机会。在城里，他们“可以变得不同”。多种新机会中，自然以学校教育为未来提供了最佳的前景，可是退而求其次，即使如开车这种简单技术，到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可以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原因。开车成为成功之本，这是一位来自安第斯山脉克丘亚族（Quechua）村落的乡人的心得；也是他教导效法他的脚步进城，到现代世界打天下的表兄弟及侄儿外甥的第一课。岂不见他本人一份救护车司机的工作，正是一大家族迈向成功的基石吗（Julca，1992）？

    至于拉丁美洲以外的农业人口，也许一直到了60年代，甚至更后的时期，才开始逐渐有系统地认识到，现代文明代表着希望，而非威胁。不过在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政策当中，领导者可能对其中一事特别寄以厚望，认为它可以对农民造成吸引力，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五分之三以上依农业维生的人口：即土地改革。这项概括性的政治口号，在农业国家里却包罗万象，从大规模土地所有权集中的解放，重新分配给农民及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一直到封建领地及佃户制度的扫除、地租的减低、租耕制度的改良，以及革命性的土地国有化及集体化等等。

    这一类活动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内风起云涌，是为进行步伐最为激烈紧凑的10年，因为政治光谱上不论左右及幅度，都可见这个方向的行动。在1945-1950年间，世上半数人口居住的国家，都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在东欧，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进行的是共产式的土改；原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前印度，则是因为殖民解放而起的改革；在日本、台湾、以及韩国，则是出于日本战败的结果，或可视为美国的占领政策所致。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土地改革之风开始吹进西方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纷纷先后跟上开罗的脚步。1952年玻利维亚掀起革命，南美地区从此也走上土改之路。不过墨西哥仍可算作首开风气之先的国家，自1910年革命以来，或者更为精确一点，自30年代革命在墨西哥再起以来，便已经大力鼓吹土地均分（agrarismo）。不过，政治上的呼声虽然很多，学术上的统计研究尽管不断，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例毕竟不足，加之殖民岁月遥远，战败经验稀少，真正的土地改革终究难以兴起。一直要到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动革命（为古巴带来了土改），使土地改革进入了中南美洲的政治进程，情况才改观了。

    对于主张现代化的人而言，土改的好处不止一个方面：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不论是革命政权，或正好相反的反革命政权，双方均可借此赢得农民支持）；在思想上更为动听（如“土地还给劳动人民”等口号）；有时甚至还可以达到某些真正的经济目的——虽然绝大多数的革命人士或改革家，对于仅仅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的手段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