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好让一般人水处“不可使知之”的无知之中。

    这些想法，却与传统社会对魔术和奇迹的信仰不同；也与人类自古以来即对神明灵怪永远充满好奇的心情有异。在传统的社会里，现实中发生的奇物异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制的人生中当然的一部分——事实上，看到一架飞机，或拿起话筒讲话这类经验，远比自然中的奇异现象令传统人惊异多了。而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从单面木刻的传奇故事开始，一直到今天美国超级市场收款处摆卖的通俗杂志，更充斥着种种古灵精怪的诡异报导。今天人们的反应，都不属以上感情，却是对科学主张及统治的一种反抗，有时甚至是有意识的抗拒心理。例如自从科学家证实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现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后，一些边缘团体（又以美国为风气中心），便起来强烈反对在饮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对的理由，不但是基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是否要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视为卑鄙的阴谋（这是最极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这种强制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众的身体。库勒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1963）一片，即对这类意识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将人类对科学的怀疑以及对其后果的恐惧，完全表露无遗。

    随着生活愈为现代科技——包括其中的医学技术——及与其同来的风险所吞没，北美文化的孱弱体质，也有助于这类疑惧心理的散布。美国人好诉讼，喜欢上法庭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这种奇怪癖性，更让我们看清他们心中存有的恐惧（huber，1990，pp．97－118）。岂不见杀精型避孕药（supermicide）导致畸型胎儿吗？岂不见高压电线对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吗？专家有专家的判断标准，平常人则有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两者之间的鸿沟，更由于双方在意见上的差距而愈深。在专家只顾“一万”的冷静分析里面，可能认为利害相权之下，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风险。但是对只怕“万一”的个人来说，自然只希望风险为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事实上，这种恐惧感正是只知道自己生活在科学掌管之下的平凡男女，对未知的科学威胁所持有的害怕心理。而其恐惧的强度与焦点，则依观点不同，以及对现代社会怀有的畏惧而有异（Fisc al，pp．127-152）。

    然而，在本世纪的前半时期，对科学造成最大戕害的来源，却非上述这些在科学不可控制的无穷威力下，卑躬屈膝的平凡众生；而是那些自以为可以控制科学的人。综观世上，一共只有过两家政权（除了日后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回归的政权也为特例之外）乃是基于“主义”主动干涉科学研究，两者都致力于技术上的无限进步。其中一家，甚至致力于一种与“科学”视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并对理性及实验的征服世界，发出欢声庆祝。但是斯大林作风与德国国家主义，都是为了实际技术的目的才采纳科学；而科学之为物，却是向一切以先验性真理形式存在的世界观及价值观提出挑战。因此在实际上，这两家政权都拒斥科学，不能接收它向既有事物挑战的姿态。

    因此，两家政权都对“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大感不安。纳粹斥其为“犹太”邪说，苏联思想理论家则将其归之于不够“唯物”（materialists）——这个字眼，在此是根据列宁的定义而论——不过在实际上，双方却对此容忍，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绝对少不了标准的“后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却将犹太人和各种反对派扫地出门，不但使它自己尽失欧洲的物理天才，同时也等于一举毁灭了20世纪初期德国科学原有的优越地位。1900-1933年间，66个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中，有25个落在德国；但是1933年以来，德国得奖率却不及十分之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