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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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的政治气温骤降。实验室里的激进思想,于1947-1949年间迅速退潮。当时,在他处被视为无稽之谈或怪论的思想,却在苏联成为科学家必奉的圭臬。其严重程度,甚至连一向最忠贞的共产党信徒,也发现李森科一派的谬论难以接受。更有甚者,情况越来越明显,各个以苏联制度为楷模的大小政权,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实在都缺乏魅力,至少对科学家是如此。而在另一方面,不论宣传家叫嚣得多么卖力,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对抗,始终不曾唤起如法西斯主义曾在科学家中间激起的政治热度。或许是因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理性主义之间,素有传统的亲近关系之故。也或许是由于苏联,不似纳粹德国,从来没有那副力能吞没西方世界的赫赫架势。
至于发达的西方世界,其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声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保持了一代沉默。如今自然科学享受着它在知识上的胜利,以及取之不竭的大量资金支持。政府及大企业对科学研究的慷慨解囊,的确助长了一批视庞大研究资金为当然的研究人员。在本身的范围之外,他们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何广泛的影响及意义——尤其当它们属于军事性项目时——科学家情愿不去自寻烦恼。他们唯一的动作,至多也只有提出抗议,反对当局不让他们发表此中的研究结果而已。事实上,以1958年为迎接苏联挑战而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为例,在它那如今已经博士成林的队伍当中,多数成员就如同军队中的行伍一般,对其工作任务的理论根据,不多置问。但是回到40年代后期,科学家们却对是否加入政府机构,专事战时生化研究,仍然痛苦不决。时过境迁,如今这一类单位招人时,显然就没有这么多麻烦需要考虑了。
有点意外的是,步入本世纪的下半时期,却是在苏联集团的地面上,科学出现了比较强烈的“政治”气息——如果带有任何一种气息的话。事实上苏联全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发言人,竟是一位科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nik,1957年),第一次男女太空人同舱飞行(1961年、1963年),以及第一次太空漫步,都是由俄国人首开先河。集中在研究机构或特殊的“科学城”里,当局又刻意加以怀柔,并容许某种程度的自由范围,加以能言善道,可以侃侃而谈,难怪实验研究的环境中会培养出不满的批评声音。因为苏联的科学家们,其声望地位之高,原是其本国境内其他任何行业所不能望其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