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头盖脑第一句话便是：‘敌人离国都已经很近了，此时投降，对方会答应吗？’‘大喜过望’的谯允南，”——他用上了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词，“回答说：东吴还未臣服，魏国肯定会摆出宽容怀柔的姿态善待陛下。倘若他们轻慢陛下，老臣我就亲自去洛阳与他们摆一摆道理。’哎，”他笑笑道，“‘象牙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我摔下手中的笔，平静地望着他，准备与他大吵一场。尽管感情上不能认可先生投降的主张，可知性告诉我，先生的人品不容怀疑与诋毁，他不是为了个人之荣辱而劝陛下做出这么痛苦的抉择。

    “我没有恶意。”赵直连忙摆手，躲闪着与我的不快，“赵直，”我慢慢舒出一口气，“我正在写另一位老臣、江东‘仲父’张昭的传记。赤壁战前，张子布力主降曹。为什么同样是主张降伏于强大的敌人，谯先生在受惠的国家中被鄙视，而张子布在几乎被自己毁掉的国家里得到尊重？”

    “是啊，为什么呢？”魇师笑着提问，“你可知道孙策托孤之事？”

    “听说过，我认为可信度不高，立传时也没有采信。”据说孙策死前曾把他打下的江山与弟弟孙权一同托付给张昭，说：“如果仲谋（孙权之字）不成器，你就取代他来治理江东。”孙策还说，形势需要的话，可以归附中央政权。我一直以为这是吴人仿照我国白帝托孤而编造的故事。

    “事实上这是真的。”赵直确定地道，“这是否对你有所启发？”

    我沉吟了好一会儿，道：“那么……解释可能是这样的。张昭与孙策本就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张昭在孙策开创基业的过程中功勋卓着，江东百姓都把他当成春秋时齐国的管仲一样尊敬。他本身对东吴便有一定的处置权。孙策的遗嘱更使他在面对危机时，不但有权力、更有义务在判断集团的走向。所以无论君王或者百姓，即便怀疑他的判断也不会否定他的人格。”

    “而他判断错了。”赵直微笑。

    “错误的判断更显出他本心的可贵。”我叹息道，“众所周知，江东选择了与昭烈皇帝联合，大败曹军，那一战决定了时代的走向。人们也发现，明知有力量而主张不抵抗的张昭是不想因为少数人的荣华把百姓推向战火。直至东吴建国后，他始终坦荡、严格地继续劝谏人主，匡正得失。”

    “相比来说，谯允南没有这种功绩与地位，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更像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陈寿啊……谯周也是将被你写入史书里的人物，你可有书写他的勇气与觉悟吗？以及，记下这一年吧。”赵直的声音转为低徊，仿佛这个“妖人”也对汉国怀有真切情感，“炎兴元年，汉降于魏。”

    “你所面向的，是多么壮烈密集的一段时光。”他道。

    说得没错。

    若以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三分天下”的开端，它距离今日不过40余年，若以黄巾之乱的肇始：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我史书的端点，时间也仅仅流逝了80个春秋，在这么短：一个长寿的人便能从头至尾看个周全的岁月里，熙熙攘攘着无数豪壮的生命，也同时诞生了无数覆盖在真相上的谣言，好像敷衍在英雄脸孔上的颜料——先生会被涂上什么颜色？黑的？白的？红的？——使接近先辈、走入真实变得很不容易。我想，就连为先生立一份公道的传记亦不简单，何况其余？这还只是个开始。纵然我能按照个人的判断力区分真伪，也不可能就此结束真伪之辩。在我之后，会有更多谎言被津津乐道、流布四野。

    夜以继日的工作是用来掩盖身为汉国人的屈辱感的最好办法。我更多地活在80年纵横向的编织、交错里，活在生气流荡的各类人物中：英豪、智囊、枭雄、懦夫、仁人、刽子手、儒生、战士……出于对司马迁的推崇，我试图采用《史记》般的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