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和保罗·沃伯格找到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深谈，希望斯特朗出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长这一关键位置，斯特朗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斯特朗成为美联储系统实质上的首脑人物，摩根、保罗、谢夫等华尔街巨擎的意图在美联储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斯特朗迅速适应了新的角色，他成立了非正式的美联储董事论坛的组织，定期聚会商讨战争时期的美联储行动准则。他以非常巧妙的手法操纵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将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集中到美联储纽约银行手中。美联储系统表面上允许各地12家联储银行根据本地区实际需要制定各自的贴现率和商业票据抵押政策，换句话说，各地联储董事会有权决定何种商业票据可以作为抵押而获得何种贴现率。到1917年，至少13种不同类别的商业票据抵押准则被建立起来。

    但是，由于战争，美联储纽约银行事实上只将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由于国债数额远远大于其它商业票据的总和，并且增长迅猛，很快就将美联储其它地区银行的票据抵押政策边缘化，在斯特朗控制下的“公开市场操作”，很快就将国债确定为主要和唯一的抵押票据，从而全面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由于资助欧洲战争的大规模的债券发售，使得美国货币流通量巨减，中央银行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美国政府开始海量增加国债，美联储也以惊人的胃口吃进，巨额的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如江河决堤一般扑向了流通领域，弥补了欧洲战争债券所导致的货币紧缩。代价是美国国债的直线上升，结果仅美联储开始全速运作的短短4年中（1916年到1920年），美国的国债就由10亿美元暴涨25倍到250亿美元，所有的国债都是用美国人民的未来纳税作为抵押，结果是在战争中，银行家们爆赚其钱，而人民却出钱、出力和流血。

    3.“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战争

    当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满腹狐疑地问他的美国同僚，为什么美国要和德国打仗，美国大使答曰：“我们美国人是为了道德原则而投入战争的。”这样的回答让世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基辛格博士是这样给人们解释的，“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

    美国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也的确为世人称道，但是要硬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为了道德和理想，基辛格博士可能是揣着明白说糊涂了。1917年3月5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佩杰（alter hines Page）给威尔逊总统的密信中说：“我认为正在到来的危机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摩根公司提供给英国和法国贷款的承受能力。我们能够提供给盟国最大的帮助是信用。除非我们与德国开战，我国政府将无法（向盟国）提供直接信用。”

    此时，美国的重工业系统已经为参战准备了一年的时间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部门已经从1916年起开始大量采购军事装备。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源，银行家们和他们掌中的政治家开始考虑更多的措施，“当前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我们考虑进一步发展收入所得税的概念，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重要资源。收入所得税的法案已经为战争的需要建立起来了。”

    注意，这里的收入所得税是指公司收入而言，而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银行家们在1916年两次试图通过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法案，但两次均被最高法院驳回。在美国，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规定，从来就没有法律依据。2006年7月28日在美国各地公映的电影《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FREEDOM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