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要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就必须动用美国刚研制出来的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ile 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国际银行家们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潜在的目标，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Stock Index Put Option）这种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日本的保险公司正是对此颇有兴趣的一帮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日本保险业爽快地承诺下来。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正好反过来。

    可能连日本的大藏省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管的、秘密的、类似柜台交易的地下市场上，在一片繁荣的虚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年1月12日，美国人使出了杀手锏，美国交易所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Nikkei Put arrants）这一新的金融产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丹麦王国在这里只是让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