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之战，无疑是自阏与之战以来，秦国遭受的最大军事失败。

    王龁溃败的消息传到咸阳，秦昭王的第一反应仍是——非白起不可收拾残局。不过这次他没有亲自到白起府上去请，而是派人给白起下了一道强硬的命令：大王命武安君为大将，全权指挥远征赵国的秦军，即日起程，不得有误。

    言下之意，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没得商量了。

    白起躺在榻上接待了使者，说：“请转告大王，不是白起不接受命令，而是实在病得太重，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啊！”

    秦昭王又派范雎前往劝说，又是无功而返。

    秦昭王一怒之下，免去了白起武安君的封号，命他即刻迁出咸阳。白起接受了命令。当他出了咸阳的西门不到十里，来到一个名叫杜邮的小地方的时候，范雎向秦昭王建议：“白起对于这次流放肯定是不服气的，这样的人一旦对国家不满，留着就是祸害！”秦昭王于是派人给白起送来一把宝剑。

    春秋战国时期，国君给臣下赐剑，通常就只有一个意思：你自行了断吧！

    白起捧着宝剑，喃喃自语道：“长平之战中，赵国几十万人投降了我，我却将他们都活埋了，确实该死。”

    说完这句话，他便横剑自杀。

    据《史记》记载，秦国人对于白起之死，普遍持同情态度，认为他死得冤枉，很多人都自发起来祭祀他。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之死引发人们的同情与哀悼，同时派生的就是对其政敌的不满与讨伐。

    白起之死，将一直深受秦昭王信任的范雎推到了风口浪尖。

    话说秦国围攻邯郸的时候，为了支援前线，在河东的汾城（今山西省临汾）建立了一个后勤基地。

    河东郡守不是别人，就是范雎的恩人王稽。

    这一安排显然出自范雎的主意。王稽坐镇河东支援王龁，既不用亲临前线冒险，又可坐收攻破邯郸之功。退一万步说，即便前方战事失利，挨板子也是王龁，与负责后勤的王稽没有任何关系。

    范雎的另一位恩人郑安平则被安插在王龁军中，担任了指挥两万人马的将军。

    王龁被击败后，基本上还能临危不乱，一边派遣将军张唐率军攻取魏国的新中（今河南省安阳），以防止魏军包抄后路；一边指挥部队向汾城撤退。大部分秦军最后都抵达了汾城，唯有郑安平指挥的两万人阵脚大乱，在邯郸城下就投降了赵军，郑安平本人被赵国封为武阳君。

    魏、楚联军追击而至，围攻汾城。王龁率军出城反击，一度取得斩首六千人的战绩，后来又遭到失败，被魏军斩首两万人。

    在这种战况下，王稽害怕了。秦国律法极严，一旦汾城失守，他作为河东太守，是要受到严惩的。而此时郑安平又受赵孝成王之命，从赵国写信来策反王稽。王稽留了一个心眼，既没有立即响应，也没有将这件事上报，而是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准备随机应变。

    靠着王龁的英勇奋战，秦军最终守住了汾城防线，但是丢失了太原、上党以及河东的大部分地区。魏国还攻占了秦国的东方领土陶地。韩国看到这种形势，也趁机起兵收复失地。范雎的封地应城（今河南省宝丰，当时在汝水之南，因此又称汝南）本是韩国领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韩国夺回。

    邯郸战败，第一责任人当然是秦昭王，范雎作为相国也难辞其咎。但是君王是不能指责的，而范雎举荐的郑安平又是这场战役中唯一投降的高级将领，再加上白起的死，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将矛头都对准了范雎。

    有一天秦昭王问范雎：“您在汝南的封地被韩国占领了，您难过吗？”

    范雎回答：“我不难过。”

    秦昭王说：“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