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食费），大概每天两升米的样子。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 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经常聚集在州县学校里交流议论，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漕口”二字的贴切和传神。

    这种合法的、低风险低成本的伤害能力价值几何呢？根据骆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我们假定平均索费为五十两。当时一户中农的年收入不过价值二三十两，仅凭这项收入，漕口竟可以养家糊口，过上颇为体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挣钱，挣到的正是堵嘴的钱。

    骆秉章说，多的时候，各县漕口的人数可至数十。假如他们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会采取三种对策：一、阻挠农户完纳漕粮；二、赴上司衙门控告；三、聚众闯入衙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

    上访告状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说。而发动群众抗粮和冲击官府殴打干部均属重罪，使用起来惊险万分，特别需要拿捏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既得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几百两银子。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据周育民先生说，漕口在江苏叫“白颈”。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在《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附片》说，有一种“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

    这段话进一步证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资源已经不是小数。

    三、次级物种

    漕粮的陋规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如同牛羊之类的食草动物滋养了虎狼之类的食肉动物。这并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说：“崇阳圜万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乡催征漕米，久鱼肉其民。”

    他把勒索漕规的胥役比喻为戴着帽子的老虎，下乡催粮就是去吃农民的肉。“戴着帽子的老虎”这个比喻形象生动，似乎魏源明确意识到这种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根本区别。他们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链中的位置也不同，确实是两个物种。

    顺着这个比喻想下去，漕口属于什么动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领导给出了定性。皇上说，由于州县找借口需索百姓，“刁绅劣衿因得持其短长，有所挟制”。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动物为食，在食物链中处于更高的位置。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