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身的师爷家人长随，甚至无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长（近似如今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有理由根据他们吃官饭的程度获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员身份。

    侯方域说：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挤入白员队伍，或者沦为盗贼。这条定律比我开头猜想的“白员兴则社稷衰”确切得多。社稷兴衰是难以计算的，良民却可以计算。白员是低成本伤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坏力”集团的成员，一旦他们超过某个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白员在人口中的比例继续扩大，还将吞噬良民的简单再生产能力。越过这个转折点之后，良民的数量便开始下降。

    许多人奇怪，说中国明清有那么多“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长出资本主义，看看这条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侯方域列举的七条负担中，税、兵、刑罚、劳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渔、豪强吞并，五条来自官府，一条豪强吞并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属于自然力量。同样的资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于生产抗旱排涝设备，也可以用于购买胥吏之类的身份。假如七项负担同等沉重，对付水旱只能免其一，当白员却可以免二减三外加得一。此时，有心对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从呢？难道不应该加入侯方域描绘的恶性循环吗？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如同李榕笔下的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