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 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 ，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2000年，湖北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编外人员是编内人员的三四倍。 不如明初，却好于明末。

    三、赶尽杀绝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徒。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

    “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六七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