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日子也容易，只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胡说八道就行。要想干好也挺难，必须有经验，有韬略，又得熟悉自己的老板——天子。

    议郎没有固定的编制，少的时候几个人，多的时候二三十人。年纪大的多属学究型，都是经学、儒学方面的名宿，不管问什么前朝典故、经学疑难，都能对答如流，脑子里像装了个电脑硬盘。曹操想，这种人只能做崇敬的对象，学是学不来了。

    年轻一点能进来的，都有点门路和背景，来这里大多是为了混资历，跟天子套近乎，只等有朝一日出去做大官。凡是这样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好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在天子面前显露自己。如果再说一个共同点，那是好嫉妒，人家表现好了，自己一定会上去踩一脚。曹操是个新手，当学究太嫩，想表现一时间还没有资本，只能小心翼翼地干工作，还得随时提防别被人踩下去。

    幸好同事里有一个人伸出了温暖的手，经常关照这个没有经验的新同事。这个人才华了得，品德高尚，深得灵帝信任。他，就是蔡邕。也许他出于厚道的人性，不想让这个曾经棒杀过蹇硕叔父的年轻人稀里糊涂地从这里被挤出去吧。

    总之，从现在起直到光和六年（183年），前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曹操一直担任着议郎的职务。根据史料记载，曹操至少有三次重要的谏言。

    第一次是曹操上书为陈蕃、窦武平反。陈、窦事件发生时灵帝尚年少，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操纵下，陈蕃、窦武被杀。曹操旧事重提，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主要当事人曹节仍然大权在握（另一个当事人王甫已在一次宦官内斗中被诛杀）。这次上书的后果，是“灵帝不能用”。与上次棒杀蹇叔事件一样，宦官阵营也没有发起报复行动。

    第二次是光和五年（182年）正月，这次谏言的起因是“谣言”，“谣”是民谣的意思。当时老百姓编了很多讽喻时事的顺口溜，把一些贪官污吏的丑事编进去到处流传，这玩意儿的传播速度一向很快，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事。

    有些也传到了宫里，宫女、宦官也会了不少，灵帝听到了很生气，让三公牵头查一查，看看这些顺口溜里面说的事属不属实，都涉及到谁，并以此为线索往下挖，有犯罪行为的移送司法部门查处。

    灵帝想查谣言本是件好事，但这种事一定要交给正直又敢碰硬的人去办，否则不如不办。灵帝交给三公，当时的三公是太尉许、司空张济和司徒陈耽，其中许和张济都仰宦官的鼻息，自己带头贪污受贿，怎么能把清查工作做好？

    陈耽虽然正直，但孤掌难鸣，而且三公素以太尉为首席，司空居次，他顶多是三把手，说了不算。结果清查名单出来了，一共二十六人上榜，这些人都是清正廉洁、不肯与宦官合作的人，应该在这个名单上的反倒一个没有。

    陈耽出离愤怒了，他直接向灵帝上书，揭露事实真相，与陈耽同时上书的还有曹操，他认为三公拿出来的这个名单纯粹是颠倒黑白，是“放鸱枭而囚鸾凤”。

    奏书“其言忠切”，灵帝终于被打动，开始怀疑三公报上来的名单。加上这时候有不少官员跑到宫门外上访，反映清查活动弄虚作假。于是灵帝下令重查，调查结果，确实是把鸾凤当成了鸱枭。

    灵帝申斥了许和张济等人，但也只是申斥而已。对于上了名单的这二十六个人，既然查实是有德有才之人，灵帝下诏全部征为议郎。这样，光和五年正月，曹操一下子就多了二十多个新同事。

    第三件事还是发生在光和五年。这一年从春天开始，各种异常现象又不断出现，包括旱灾、火灾以及神秘天文现象等，五行学说爱好者刘宏心里又不禁发虚，于是再次召群臣问对。

    对于天子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打了马虎眼，说了些不知所云的话搪塞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