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经济收入，保持了这一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所以后来司马牛（光）复辟，全盘推翻新法，王介甫听到其他法令被废都还镇静，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废，大吃一惊，说连这个也废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议良久，保证方无一失，怎么连这个也要废。

    之后帝国政策反复，在差役法还是募役法之间摆动，基本上是差募并行，整个帝国的吏人大约在四五十万人左右，而在四五十万人的大军中，最终能靠吏员出职升为官员的，仅有千余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和权力，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经济待遇都很差，还要同时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吏员们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鱼肉乡民，大肆敛财。而长期以来，官员是流动（流官）的，而胥吏们是固定的，到任官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由属下的吏员们胡作非为。

    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员，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员们的制约，如中的平原县令刘备就被小小的督邮（全称督邮书掾，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公然索贿，最后丢了县令的官帽。被督邮搞丢差事的也不仅仅是刘皇叔，后来的陶渊明也是因为面对督邮的公然索贿，才感叹“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丢脸的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干脆辞官，使我们又多了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

    如果说刘、陶二人官职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么，有一些权倾一世的文臣武将也往往受吏员们的气，这又该如何解说呢？清朝生前封贝子、死后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宠臣、江湖传闻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从外面打仗回来到户部报账，竟也遇到户部书吏们的公然索贿，书吏们公然对福大将军说，如果公事公办大将军你的报账单恐怕几年也填不好，不如我们帮你填了，给点好处费就行。

    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和平民们来说，他们就像取西经的唐僧队伍，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不管队伍中是否有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傩、伽叶这样的“小吏”行贿，取经一样无门，因为，胥吏们敛财的能力是无穷的。

    理解了中国小吏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却能挥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时雨”的名头。宋江家只是一户富农，绝对没这么多闲钱闲米任他挥霍，他的钱只有一个来处——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这样的能人，同样是一个超级肥缺。在郓城县，办事儿，找酸文人县令时文彬未必管用，在郓城真正能揽大事的人是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押司宋江。

    当然，像宋江这样的吏员阶层，是没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户。和家庭断绝关系以免连累亲人是常情，而一旦社会动荡，由于这类人深谙民情，掌握底层资源，就很容易干上造反这样的行当，隋朝的翟让、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员集团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条“无间道”，逼上“梁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