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数十万来侵延安，敌众我寡，守将准备弃城逃跑，李夔却坚持按兵不动积极备防，最终使西夏人望城退却。那时李纲正值少年，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事，对他日后的影响颇大。

    李纲祖籍是福建邵武，而其父亲在政见上也属于新党，这让李纲和同出于福建籍的蔡氏父子拉扯上了不少关系。不少野史也记载他和蔡攸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和他能在进士后五年（政和二年到政和八年）的时间里就能从小小的国子正跃升到副部级的太常寺少卿（正四品）有很大关系。

    相比较李纲进士后在政坛上的一帆风顺，李纲的进士之路却并不平坦，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才跨过了进士的门坎，这让他在当时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滞留了七年之久（留级生）。

    不得不提及的是当时北宋帝国的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国立学府，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的大学，起始于汉朝，东汉中后期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没落，而到了隋唐随着科举制度的崛起而重新复兴，并改传统意义上的太学为国子监。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唐中后期随着国力的衰退，国子监由盛转衰。

    北宋基本沿袭唐制，到了仁宗时期，范仲淹推行新政，重点之一是加强高级知识分子人才的培养，兴办太学，制订了太学令，在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最初规模约有两百人。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也把发展教育作为重点，扩大了太学的招生规模，招纳对象是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优秀子弟，太学生名额扩大到两千多名，并制定了三舍法：新生入学在外舍学习，各项考试合格后升内舍生；内舍生两年一考，考试优异者纳入上舍生。三舍生，太学均提供免费伙食，内舍生和上舍生可以担任政府的一些闲职，领取一些补助。蔡京变法，教育同样是重点，他在继续推进三舍法的基础上增加外舍生的生源，在东京城南熏门外，建立“辟雍”，专门招收外舍生，达三千人；而城内的太学本部改为内舍生和上舍生的本部，有八百人（内舍生六百，上舍生二百）。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完成了王安石想做却没做到的事，以学校养士代替科举养士。宋徽宗下诏罢科举，太学成了知识分子进士的唯一途径。太学在蔡京的手中发展到了顶峰。

    徽宗时代的太学生们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全国最优秀的年轻知识分子，是帝国未来的栋梁，他们年轻、热血、时尚，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抨击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又藐视权贵（虽然他们明天就是权贵）。

    太学文体，太学馒头，太学装，在东京城，他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他们中的领军人物，则成为了东京城中的偶像级人物，李彪、陈朝老、陈东无一不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话题，当然，李纲也曾经是这其中的一名。

    太学的气息和经历一直影响着走入政坛的李纲，李纲在经过进士后的一帆风顺后，很快遇受到打击。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东京水灾，李纲上题为《论水便宜六事奏状》的奏疏，把皇帝和执宰们都狠批了一通，并把矛头直指赵佶迷恋的花石纲。这下踩在了赵佶的痛脚上，赵佶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随后又连贬两次，最后贬到李纲的老家福建一个叫南剑州沙县的地方当税监，一连降了好几级。

    在沙县呆了一年多后，随即其父逝世，他又回家守孝。守孝期满，朝廷重新启用他为秀州知州，随后于宣和七年重任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官员）。

    吴敏是另一个对赵佶的“内禅”起到重要作用的人。

    吴敏字元中，真州人，文采过人，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的外舍生选拔中是佼佼者，并且得到了蔡京的常识。蔡京开始想把闺女嫁给吴敏，结果还是愣头青的小吴不给面子，当场拒绝，蔡太师很没面子，但这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