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想着，一种耻辱感，深重难受的耻辱感愈来愈撕裂着他的心。

    然而，一切在照样进行，一个接着一个。

    伊万·伊里奇在桌旁落座刚过两分钟，一个可怕的思绪困扰着他的整个身心。他忽然感到醉得厉害，就是说，不像先前那样，而是烂醉了。这原因是刚喝过香槟酒后喝了一杯伏特加，那酒马上起了作用。他感觉全身乏力。当然，他的傲慢倍增，但神智还是清醒的，并且对他喊：“不妙啊，很不妙，甚至会完全失礼呢！”自然，那些酒后多变的思绪不可能停留在一点上：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甚至他自身也感觉得出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傲慢、成功的愿望、排除障碍以及志在必得的百倍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心中的剧痛和情绪沮丧。“他们会说什么呢？这将如何了结呢？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明天，明天！……”

    起初，他不知怎么暗地里预感到，客人中已有他的反对者。“这原因想必是我方才喝醉了，”他怀着痛苦的猜疑想了想。现在，当他从一些确凿的征兆上确信，在这宴席上有他的反对者，而且无可置疑时，他是多么恐惧啊！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他思忖着。

    宴席餐桌上总共坐了三十人左右，有的人已经吃完，有的人很放肆，叫叫嚷嚷，大声说话，提前祝酒，或用面包屑和女宾们互相投掷。有个长相难看、身着满身油污礼服的男客，刚落座就从椅子上倒下去，直到晚宴结束还没起来。另有一个人直想爬到桌上去祝酒，只是被那个军官抓住上衣的后襟，才阻止了他的这种过早的狂热行为。虽然从某将军家雇了个农奴作厨师，但菜的花色极为平常：鱼冻，土豆牛舌，小豌豆肉饼，而后是鹅，最后一道是牛奶杏仁酪。酒类有啤酒、伏特加、烈性白葡萄酒。一瓶香槟酒摆在大人一人的面前，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不得已要去给他斟酒，他在晚宴时已不敢自作主张了。其他客人干杯时规定喝山地酒，或碰上什么就喝什么。餐桌是由许多桌子拼凑起来的，其中有一张牌桌。餐桌上铺着许多块桌布，其中一块是雅罗斯拉夫尔出产的花麻布。男女宾客混合就座。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不入座，她忙碌地张罗着，掌管着。可是，这时来了个凶恶的女人——她以前没有露过脸，穿件浅红色绸缎连衣裙，包扎着牙齿，戴着高高的包发帽。原来她是新娘的母亲，终于同意从后房出来参加晚宴了。她直到现在才出来，是由于她和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之间有着不能和解的私怨。不过，这个问题往后再说吧。这女人恶狠狠地甚至嘲讽地看着上司，显然，她是不乐意被介绍给他的。伊万·伊里奇觉得这个女人极其可疑，不过，除她之外，别的人也很可疑，他们给人以下意识的担忧和不安，甚至还让人感到，他们这些人在串通一气，正是为了反对他。至少伊万·伊里奇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因此，在整个晚宴过程中他对此越发深信不疑了。正是如此：那个留胡须的先生是一位自由主义艺术家，他怒气冲冲，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瞧瞧伊万·伊里奇，而后转过身去同邻座窃窃私语；另一个是学生，确实已经酩酊大醉，但仍然有迹象表明他也可疑；对那个医科学生同样不要寄什么希望；就是那个军官也不可完全信赖；那位《炭火块》编辑的眼里闪现着一种特殊而露骨的仇恨：他高傲地坐着，自负地张望着，还随意地扑哧而笑呢！那位在《炭火块》上只发表过四首小诗就成了自由主义者的编辑，其他的客人虽然对他不屑一顾，甚至明显地不喜欢他，但是，当伊万·伊里奇身旁忽然落下一团面包屑时——这面包屑明显地是对着他的，伊万·伊里奇敢打赌说，这不是别人而是《炭火块》编辑扔来的。

    无疑，所有这一切都给他悲观失望的影响。

    还有，进行观察也是令人极不愉快的。伊万·伊里奇确信自己说话开始不清晰和吃力了，有很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