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我请求我的读者原谅：这一次我不采用通常的形式，只写一个中篇。但是，这部中篇却的的确确占去了我一个月的大半部份时间。无论如何我都要求读者宽恕。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故事本身。尽管我给它冠上了“幻想”的标题，但我本人却认为它是高度现实的。不过这里确有（幻想）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事先加以说明。

    问题是这个东西既不是短篇小说，也不是札记。请你们设想一位这样的丈夫，他的妻子正躺在桌子上，几个小时以前，她跳窗自杀。他心情慌乱，还没来得及收拢自己的思想。

    他在自己的几间房里走来走去，竭力把已经发生的事件想个明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一个点上。”而且他是一个自言自语的不可救药的怀疑病者。现在他就在自言自语，一边讲事情的经过，一边给自己解释这件事情。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他说的话首尾一致，但在感情上、逻辑上却几次自相矛盾。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把责任放在她身上，还作出一些毫不相干的解释：这里面既有心灵和思想上的粗鄙，也有深厚的感情。

    他真的慢慢地向自己解释清楚了这件事情，而且将“思想集中到了一点上”。他引起的一系列的回忆，终于使他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真理，而这个真理又无可挽回地提高了他的理智和心灵。最后连他讲述故事的口气与开初的紊乱相比，也发生了变化。真理在他这个不幸者面前，已经相当明朗而确定地展现出来，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如此。

    这就是故事的主题。当然讲述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断断续续，形式上也颠三倒四：一会儿他自言自语，一会儿又似乎是在对一个看不见的听众，一个什么法官说话。这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常见。如果有一个速记员偷偷地听他说话，并且把他所说的全部记录下来，那么，记录的结果可能比我所写的来得粗糙，因为未加修饰，但我又觉得整个心理逻辑过程也许还是一样的。我说这个故事中有幻想的成分，指的就是假设速记员记下了他所说的一切（记录以后我对他所记的进行加工）。不过，此类情况在艺术中屡见不鲜，比如维克多·雨果在其名著《死囚的最后一日》中就几乎使用了同样的手法。虽然他没有让速记员上场，但他却容许了更大的不真实，他设想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徒不仅在他最后的一天，而且是在他最后的一小时，甚至最后的一分钟都能够（也有时间）写自己的笔记。假如他不容许这种荒诞的假设，那这部作品就不可能存在，而这部作品又是他所写的作品中最最现实、最最真实的一部。

    第一章Ⅰ我是什么人，她又是什么人……你看，现在她还在这里，一切都很好：我可以隔一分把钟走过去看看；可是明天人们把她一抬走，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她现在躺在由两张折叠式的方桌拼在一起的桌子上，躺在大厅里，可明天就会弄来一副棺材，那是用雪白、雪白的那不勒斯绸衬着的，不过，我不想讲这个……我一直在走来走去，想给自己解释清楚这件事。自从我想把事情弄清楚以来，已经过了六个钟头，但是思想还是不能集中到一点上。

    问题出在我老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不过是按先后次序（好一个次序！）讲出来罢了。

    先生们，我根本不是文学家，这一点你们也看得出，不过，管它呢，我按我的理解来讲就是了。我全明白，我全部的可怕处也就在这里！

    如果您想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从头说起来，那么很简单，她当时是到我这里来当东西，以便偿付《呼声》①报的广告费，广告的内容说是某家庭教师同意出外教书，登门上课等等。这①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学日报，出版于一八六三年，一八八四年停办。

    是最初的情况，当然我就没有看出她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她像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