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衣服，头戴花圈，脖子上套桂枝花环。

    对这种爱国的别出心裁的活动，我感到比列队去朝拜圣母有趣。我的同伴也和我一样高兴。更令我们愉快的还是在仪式结束时，圣·彼尔广场上举行的盛大晚宴。可叔父对我的非难，破坏了我的愉快心情。我一回家，他就给我清洗脑子，要我认识异教徒标新立异、亵渎圣灵是十分可恶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淫秽和糜烂的东西充斥基督世界的首都。他还说，如此节日，是魔鬼胜利的日子。我们参加了这种肮脏活动，已别无选择，只有多求上帝宽恕了。受这种奇耻大辱，还不如去死了好。他表示决心，以后他将不屈服任何强暴，拒绝参加这些罪恶活动。他坚守了自己的诺言。

    不久，战局改变，法国人被迫撤离罗马。叔父心情舒畅了，看到罗马教皇政府重新建立，他由衷地感到欣慰。这次革命后，他踌躇满志，将我委托给一位先生，给我进行拉丁文的启蒙教育。因为我至少得掌握这种语言的基础知识，否则就不能进公立中学，即罗马中学。我学习进步甚微。这是因为令人厌倦的八门课拉的时间太长，且先生习惯以说教和经文填塞我们这些不幸学生的头脑。功课限制很死，学生不敢越雷池一步。神甫满嘴是圣经上的话，学生独立思考是罪过。两年学习后，我获准做第一次圣事。经过三个月苦修，圣事做完了。在严格的考试后，我回到家。叔叔和婶婶对我的学习成绩漠不关心，他们一心想的是拯救我的心灵。他们拥抱我，热泪盈眶，祝贺我如此光荣地入了教门。可我却脱离了科学的轨道呵！再回到中学里，严师教我的一点知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中学，有个叫圣·路易善会的宗教组织。所有在校听课的年轻人，到节日上午，都得去听说教，做忏悔和领圣体，然后去吃晚餐，两个小时后才回。而年纪小的学生，则由几个神甫带领，到城外一个花园里玩球。每场球得付出把双手按在膝上背诵十遍天主经的代价。玩完球，回到城里，要刻不容缓地去听说教。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应接受苦鞭。这由两个神甫执行。他们熄了灯，创造一种更虔诚的气氛。我们脱光衣服，自由地接受慈善的教士们鞭笞。这一仪式从唱《上帝怜我》时开始，到唱完为止。然后，神甫让苦修者穿好衣服，才重新开灯。离开前我们还得做好一阵祷告。此时，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地狱和魔鬼的恐怖。为了陶冶我们的灵魂，每一个星期，这种仪式要进行一两次，可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精神代价。先生对我们的文化教育不闻不问，相反，他们一心研究的是如何让我们永远处于愚昧无知之中，如何通过非正义的严酷惩罚，来扼杀我们心灵中萌发的一切美德。

    否极泰来，我有幸熬到了尽头。一天，我到校太迟了。一反常态，我对功课一塌糊涂。老师立即叫来正纪先生。他是由政府专门派来执行惩罚的老师。我手上挨了二十戒尺，疼痛难忍。之后，我回到自己位子上坐下，难以掩饰自己的痛苦和愤懑。我太冲动，老师见我怒容满面，又下令惩罚我。我火了，拒绝服从。先生威胁我，若我再敢违拗，就强迫执行。

    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下，除了逃走，别无摆脱危险的良策了。我怒不可抑，抓起笔、纸、小刀、墨水，甩到先生头上。

    先生吓傻了。这样，我便离开了学校。

    我的同窗忍俊不禁，可老师却指使他们来追赶我。我怕被他们抓住，便躲进了一所教堂。在意大利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外面追捕我的，都停住在教堂前。我冷静下来后，考虑我该采取何种对策：假如我去求叔父，毫无疑问，他会站在我的敌人那边说话；最好还是去找我的母亲，唯有她能保护我。母亲很快赶来了。她惊恐万状，以为我犯了什么大罪。我把今天偶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母亲把我领到她丈夫家。为处理好这件事，她作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