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八百卢布，押在那张他从地上拾起来的破了角的红桃七点上。后来他还清楚地记得这张牌。他押在红桃七点上，拿起一截断了的粉笔在这张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下数目字“800”；喝了一杯给他端来的烤热的香槟，对多洛霍夫的话付之一笑，心里发慌，极度紧张地注视多洛霍夫那双拿牌的手，等待着翻开一张红桃七点来。这张红桃七点的赢或者是输，对罗斯托夫具有重大意义。上周星期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给了他儿子两千卢布，他从来不喜欢谈起金钱上的困难，可是现在伯爵对他说，这笔钱在五月份以前是最后的一笔钱了。因此他叫儿子这回要节省一点，尼古拉说，他觉得这些钱太多了，他保证他在入春以前不再拿钱了。现在这笔款项中只剩下一千二百卢布。因此红桃七点这张牌不仅意味着他输掉一千六百卢布，而且意味着他必须违背诺言。他心里发慌，极度紧张地注视多洛霍夫的手并且思忖着：“嘿，快点儿吧，把这张纸牌交给我，我就可以乘车回到家里去，跟杰尼索夫、娜塔莎和索尼娅一起吃晚饭，说真话，我永远不再摸牌了。”在这个时刻，他头脑中浮现出他的家庭生活：他和彼佳开玩笑，他和索尼娅谈话，他和娜塔莎表演二重奏，他和父亲玩“辟开”牌，甚至在波瓦尔大街的住宅中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这一切在他的想象中清晰而迷人，洋溢着激情，仿佛这一切是久已逝去的、不可复得的、至为宝贵的幸福。他不能容忍无聊的运气竟使红桃七点先置于右边，而不是先置于左边，以致使他丧失重新享受的、重现异彩的幸福，使他陷入从未经历的未知的灾难的深渊。这是不可能的，他仍旧心悸，几乎要屏住气息，等待着多洛霍夫的两只手的动作。他那双大骨骼的、有点发红的、从衬衣袖筒下面露出汗毛的手，把一副纸牌放在桌上，拿起仆人给他送来的玻璃杯和烟斗。

    “你真的不怕和我一块赌钱吗？”多洛霍夫重复地说，他好像要讲一个令人听来愉快的故事，他把牌放下，靠在椅子背上，面露微笑，慢吞吞地讲起来。

    “对了，诸位，有人告诉我说，莫斯科传出了谣言，好像说我是一个赌棍，因此我奉劝你们对我要提防点儿。”

    “喂，你发牌吧！”罗斯托夫说。

    “噢，莫斯科的娘儿们！”多洛霍夫说道，面露笑容地抓起了纸牌。

    “哎——呀！”罗斯托夫伸出一双手，托住了头发，几乎喊了一声。他所要的红桃七点居然放在上头，成了这副牌的第一张。他所输的钱超出他的偿付能力了。

    “不过你不要豁出命来碰运气。”多洛霍夫说，匆匆地瞥了罗斯托夫一眼，又继续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