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把卢汉放在眼里。卢汉才就任，霍就派其参谋长刘叔琬向省府秘书长朱丽东说：中央指示军权要统一，省府警卫营和四个保安总队的经费，照旧由省府负责，而人事权和指挥权应归警备司令部。朱将此话转告，卢汉表面若无其事，不置可否，私下才同自己的人说，这样一来，我们出入省府，都要受检查了。经过力争、哀求，对方也考虑不可一下做得太绝，才勉强同意将警卫营留给卢汉。

    行政人事安排方面，在李宗黄代省主席的期间，蒋介石、李宗黄已把他们的人大批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为李宗黄正式任主席作好了准备。当时有所谓“五人核心小组”，即李宗黄本人和他的亲信伍纯武(省府秘书长)、申庆壁(省府主任秘书)、宁伯晋(国民党省党部书记)与蒋公亮(民政厅主任秘书)，一切阴谋计划多经五人小组事先敲定。由于“一二·一”民主运动，李宗黄被赶下台，五人小组亦不复存在，但各厅局、各专县行政大多仍控制在他们的人手中，CC特务(即中统特务)无孔不入，横行猖獗，卢汉要按自己的想法办事、安排人，困难重重。如卢汉任用亲近自己的杨适生做省府主任秘书，蒋介石和李宗黄的亲信张邦翰(继李之后出任民政厅长)等就掀起波澜，大作文章，打击排斥。张在省府会议上公开诬陷杨适生是“贪污集团骨干”，声称若杨任主任秘书，他们“羞与为伍”，迫使卢汉不得不让杨适生暂时回避。再比如卢汉委任严中英、杨炳麟、余建勋等原第一集团军军官到一些地区去分任县长、专员，张邦翰也从中梗阻，大骂这些军官“只会玩枪杆子，不懂行政也要来当行政官。”利用民政厅长的职权(解放前民政厅握有一定的州县官任免人事权)，横加干预，妄想阻拦。

    财政方面，原财政厅长陆崇仁已随龙云一起垮台，会计长华秀声接掌财政厅。一来行政组织能力稍有欠缺，二来不属蒋李嫡系，云南财权很快落入蒋李亲信赵恩巨、厉德寅(他们原来就在税务、银行部门任职)等人手中，卢汉和省政府的经费也要受其控制，连龙云时代储存在昆明海源寺后山新华洞的物资，蒋帮封存之后也是交由任云南省税务局长的赵恩巨监管，卢汉的省政府不得过问。与此同时，云南所有外汇储备结存也完全被冻结，卢汉政府分文不准开支。

    作为一省之长的卢汉，上台伊始，处于要兵无兵，当政无权，理财无钱的境地。这种情况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这怎能不使卢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而逐渐滋生不满，乃至反抗的情绪呢？不过，卢汉还是很机灵的，他深知自己眼前处境，没有任何本钱与人抗争，只能忍耐，以待时机，慢慢发展。不但如此，还要尽可能表现得使蒋介石放心、满意，消除猜疑。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日后发展的希望，若稍有疏忽、大意，大难即刻就会降临。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时的卢汉，处境确实艰难。

    抓机遇壮大自己

    果然不出所料，卢汉日夜盼望的机遇，很快就接二连三的到来了。卢汉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壮大自己的机会，巧妙地进行活动，与蒋介石周旋。

    第一个机遇是184师起义，蒋介石要他去东北安抚其余滇军。1946年5月30日，滇军第60军第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于辽宁海城起义，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行列。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起义较早的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有巨大影响，对蒋介石震动也很大。蒋介石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考虑稍微改变一点对付卢汉和云南的既定方针。他原来的方针是完全剥夺卢汉兵权，把国民党中央的法西斯专制统洽贯彻到云南城乡。

    现在184师在调进东北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就宣布起义，这不能不叫他感到意外与恐慌，如果其它部分的滇军也跟着步184师的后尘，别的杂牌军又步云南军的后尘，那怎么得了？看来光给卢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