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开展敌情工作

    1947年底，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烽火已经点燃，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保卫党的组织免遭破坏，配合农村武装斗争及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由市工委委员高志远领导并直接向郑伯克汇报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总结经验，明确对敌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应遵守的组织纪律，在敌军、警、宪、特中先后建立了一些据点，发展组织。

    1948年6月，昆明学生奋起响应京沪学生开展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运动，7月，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革命师生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郑伯克从实际工作中感到必须加强敌情工作的领导，遂于1948年9月建立了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小组)。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了加快敌情工作的步伐，于1949年3月又增派了干部参加敌情工作小组(此时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支部)，仍由高志远领导。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破产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4月21日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全国解放在即。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住有利形势，改变过去“长期埋伏”的方针和单线联系的方式，实行多头并进、全面渗透、放开手脚、积极主动进攻。为保护昆明，迎接解放，加快敌情工作步伐。

    1949年5月，高志远调思普区工作，由市委委员(1948年昆明市工委改为市委)赖卫民接替领导敌情工作，此后敌情工作小组又称对敌工作领导小组。1949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发动“九·九整肃”运动，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对敌工作在保卫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后，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市委决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依靠党盟力量，巩固起义部队，发动组织起义官兵，保卫起义果实，迎接军事接管整编，成立昆明市委保卫部，其任务是：肃清特务，镇压反革命，粉碎敌人里应外合阴谋，保障昆明社会治安。经过昆明保卫战、镇反肃特、维持社会治安和迎军等紧张工作，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3月4日成立昆明市军事接管委员会。至此，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党组织领导的对敌工作宣告结束。在此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千人。

    开始，郑伯克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敌营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因为，敌人的军警特系统的基本骨干，都是经过专门学校和培训班毕业的。相反，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呈现分崩离析，促使敌营里大多数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与出路，客观上出现了从敌人内部分化瓦解出二部分力量来为我所用的可能。1948年5月，刑警大队大队附潘少卿虽是军统的骨干，但他不得势，受排挤，又与敌工小组李荣光是表兄弟亲戚关系，我们通过教育争取他为革命工作，与敌工小组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1948年7月，军统息烽五期训练毕业的李培霖，因跟踪共产党员不力，被军统滇站假烟毒案牵涉，关进法院，后被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