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1949年8月由赖卫民批准成立)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发挥其特殊作用。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一些为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

    敌工小组充分利用在敌营内部的秘密情报工作关系、秘密据点和各种秘密进步组织，广泛搜集敌军政警宪特各方面的情报，掌握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当局的动向，为地下党组织争取昆明起义提供了可靠的敌情判断。

    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杨杰，民政厅长安恩溥，民盟成员杨明、杨维俊等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敌工组从杨维俊处获悉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回昆明后准备逮捕大批革命人士、镇压革命力量的消息后，党组织及时采取了对策。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这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妄图凭借云南负隅顽抗，加强实施特务潜伏应变计划。7月前后，保密局即派遣一批专搞潜伏、暗杀、破坏的特务来昆，企图暗杀革命人士及进步力量；策划昆明一旦失守时纵火焚毁昆明，炸毁工厂及重要设施；并以交警总队为基础，勾结地霸土匪，组织反革命游击队，在滇西、滇越边境策动土司头子建立反攻大陆的基地和通道；在昆明则积极网罗地痞流氓等顽固分子，发展特务外围组织，企图派入工厂潜伏以备后用。敌特这些破坏应变计划及活动，均被我及时获悉，使党组织后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保卫昆明免遭破坏有了较好的思想、组织准备，在国民党第廿六军军务处任通信参谋的党员俞舜民，将廿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及电报密码本抄写交送组织，使地下党组织能够随时掌握国民党中央军的动向。

    敌工小组在长期工作中，早已动手搜集敌特在昆各组织系统及人员分布情况，与各条战线、各单位地下党、盟的基层组织分别进行调查，汇集了特务名册；并将各单位的机构、人事、档案、物资、财产等情况登记成册。为昆明起义时控制敌特行动、保护物资财产、以及起义后及时肃清敌特、接管物资财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根据形势发展，适时发动政治攻势，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宣传方式逐渐从秘密走向半公开或公开的形式，党的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不断鼓舞着昆明人民迎接解放的激情。各种形式的群众性宣传活动，对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敌工组织利用各种关系、渠道，把解放战争的真实消息，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役的伟大胜利，滇军在东北的起义，“边纵”已解放云南60多个县城的喜讯，不断在敌营中进行及时，广泛，深入的宣传。1949年初，敌工小组向敌特指名道姓地投递警告信，使敌特惶恐不安。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拒绝兑换刚发行不久的金圆券，激起群众不满，愤怒冲击中央银行，卢汉竞亲临现场指挥枪杀无辜群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