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逆转，卢汉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发动了“九·九整肃”事件，全部歌剧队员(吕铿除外)迅速安全撤离了警卫营，大部分疏散下乡参加武装斗争。早在“九·九整肃”事件前，党组织就已自警卫营撤退了党员刘彪及方旭，让他们下乡参加武装斗争，因此，党盟组织成员无一暴露身份。

    1949年7月底，特务队一名昭通新兵因不满特务队发放安家费不公平而开了小差，被副队长余永德及二分队长陆光灿抓回。余永德集合全队训话，扬言：“外边学生讲共产，闹革命，我们队里有没有？要闹就没有好下场，要开小差就象今天这个样子。”随即将新兵按倒，连打几百扁担。这个新兵伤重又未得到治疗，死后被强行掩埋，激起全队士兵的强烈愤怒。盟队员有的便提出：“以命抵命，干掉余、陆，到‘边纵’去。”

    对此事件，倘若我们采取任何过激的反应，都会导致过早暴露我们的力量而最终使我们丧失警卫营及特务队这块重要地盘。因此，我们必须从全局的利益出发，因势利导，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田培宽与李富一起分析了形势，分析了龙云青与余、陆之间早巳存在的矛盾，决定抓住这一血的事件，广泛教育和团结士兵，在盟员中进行一次阶级教育，采用恰当的方式孤立打击余、陆。李富据此在全队中进行了艰苦深入的工作，并向龙云青投递匿名信，揭露余、陆暴行，要求惩办凶手，全部发放规定的安家费，以平民愤，稳定军心。龙云青回队得知打死新兵事件，又收到了匿名信，十分不安，随即追问并申斥了余、陆的行径。余、陆的威风受到了打击。龙云青也不得不全部发放了安家费。特务队党盟员及广大士兵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受到了锻炼。

    随后，李焕文在全营宣布：以后官长不得打骂士兵，不得吃空额，克扣士兵粮饷，实行经济公开，深得士兵拥护。1949年9月，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南逃之敌，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仍作垂死挣扎，梦想凭借云南省横断山脉负隅顽抗。云南地下党组织及“边纵”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城市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这对蒋介石妄图在西南建立最后的反共基地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为了防止后院起火，腹背受敌，蒋于8月25日由台湾赶到重庆，电召云南省主席卢汉赴渝面授机宜。

    卢汉赴渝之前，布置省政府警卫营在五华山构筑工事；命特务队派出便衣到北教场附近侦察二十六军的动态及监视宪兵的活动；规定官兵一律不得外出，加强戒备，与各保安团保持联系，准备对付中央军对五华山的突然进攻。

    9月8日，卢汉由重庆返回昆明。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也随即到达昆明，与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滇站站长沈醉等组成“整肃”指挥部。9月10日，卢汉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整肃”令下令解散省市参议会，封闭除《中央日报》、《平民日报》以外的所有报刊，并开始逮捕进步人士。9月12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来昆坐镇，继续进行疯狂逮捕，企图通过逮捕审讯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然后，借卢汉之手杀害革命人士并进而迫使卢汉反共到底。

    9月10日，李焕文得知卢汉下令进行“整肃”，立即通知吕铿、刘运宗、沈光祖、李长颐等党盟员，在组织内作好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件，并听候行动命令。

    一时之间，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天之内，被捕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革命群众就达480多人。

    面对这突然变化的风云，省市委对卢汉赴渝回昆后的态度作了种种估计：一是与我翻脸，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投靠人民举行起义；三是继续两面讨好应付，保存实力与我讨价还价。当时蒋介石重兵镇守云南，解放军离滇尚远，卢汉两面讨好，左右周旋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