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瓮中之鳖”。在重兵包围及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官兵走投无路，纷纷投降或起义。解放军进攻速度如风驰电掣，不到半年，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几千里的战线上战旗猎猎，万马奔腾，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喜气洋洋。蒋介石赖以支撑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云南陷入孤立。

    随着战局的发展，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国已基本解放。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控制了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八军也处在边纵的包围之中。全省的广大农村，人民革命情绪极高，到处唱“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百万大军渡江来，哟！全国人民解放哟”。而蒋介石却拼命要保住云南这块在大陆上的最后反共基地，便于他在大陆上作垂死的挣扎。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云南的布置和防御，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台湾之间。1949年9月初，蒋又赶到重庆，打电报邀请卢汉赴渝。卢汉派民政厅长杨文清和省府秘书长朱景喧代表前去。但是蒋仍以国家安危为理由，务必要卢汉抱病前去。这时，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已由开远向昆明方向移动，李弥的第八军也向昆明开来。卢汉为形势所迫，于1949年9月7日决定前往重庆。为了保全实力，卢汉决定委曲求全，冒险赴渝，并与家中人商定，到重庆后每日通电一次，单日署名落“卢”，双日署名落“汉”，见有署名为“卢汉”的便是假电，可即日通电起义。

    蒋介石认为，不管卢汉出于什么动机，对他的心理战是十分重要的。而卢汉却报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于是在交谈中便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起来。经过几次长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卢汉同意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整肃”，蒋同意云南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发8000两黄金作为军费。目的达到，卢汉及时向昆明发“卢”的电报，告知这一情况。

    卢汉回昆后，特务头子徐远举于9月9日下午，率领沈醉及特务几十人逮捕数百人，并强求卢汉签字立即枪决200人，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屠杀共产党人和社会贤达，拉卢汉上他们的贼船，达到嫁祸于人的目的。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以李宗仁同意为由，对所有“整肃”的人员，均以罪证不足，一律给予释放。这样，所谓的“九·九整肃”就告一段落。

    云南何去何从？经地下党的工作，在卢汉心中早有打算。旱在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人心沸腾时，卢汉就曾对龙泽汇说：“如今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全国解放，也成定局，我们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晶，不能做民族罪人，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前途是光明的。”9月，北平起义将领周体仁悄然到昆，转达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意思，并介绍北平起义经过，和卢汉商谈起义之事。11月，卢汉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请予指示。另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方面庄田，朱家璧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建立联系。

    这一切表明，卢汉本人早有起义动机，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云南只有起义，才是出路，才不至于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是当时云南人民的共识。

    1949年11月，广西、贵州和四川重庆相继解放，蒋介石残余势力向云南方向溃逃，人民解放大军对云南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在云南境内，滇桂黔边纵队巳发展到三万多人，解放了大批县城，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坝到山区，人民群众要求解放的呼声，日趋高涨，不可遏阻。面对如此形势，任何人若不顺应历史潮流，作出合乎民意的明智选择，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卢汉将军及其周围人员认识到这种形势，决心作出历史的选择，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同时也认识到条件要靠自己创造，时机要由自己去寻找，若再犹豫迟延，错过机会，必将抱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