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后，即提供在昆洪职的“特警班”一至五期集体照片一张，还有部分个人照片及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一、二期的个人照片，并标出姓名及单位。1947年被军统开除的程灿章，加入“军盟”后，提供中、军统特务共300余人的名单(主要是全国各地特务)。“民青”成员周映邦(后入党)等，机智地从警察总局会计室工资名册中，抄在警察系统及刑警队的特务名单。省警务处管理档案的“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在云南警宫中“特警班”毕业的军统人员名单。因此，警察系统特务的情况，基本为我党所掌握。此外，还有一些成员提供了不少单个的或零星的材料；各条战线组织也按市委统一部署将各单位特务及反动骨干的名册材料转来。在昆明起义前夕，市委敌情工作小组已基本掌握国民党保密局滇站各公开秘密组织的大部分人员名单，以及部分外地潜逃来昆特务人员名单及住址。这就给我党镇反肃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昆明地下党预见性强，动手早，除依靠专门工作外还广泛动员各条战线党组织调查汇报特务组织材料并由专人汇编成册，是其成功的经验。同时，这也证明了我党主要采取拉出来的方针，在敌人阵营发展外围组织，建立关系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只有从敌人内部，甚至是一些中上层人员中，才能获取较多的可靠情报。

    12月12日，根据市委决定，朱人杰、田培宽二人在崇仁街经我党与起义当局的联络员杨青田介绍给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杨文清及宋一痕。13日下午，由宋一痕主持，在太和街100号原王巍住宅正式成立公安处，宋一痕宣布公安处工作由地下党派来之李华(朱人杰)及方少山(田培宽)主持。此后，宋在五华山办公，只是有时来处过问一下总务等一般事务，一切业务，均由朱、田二人秉承市委赖卫民指示办理。

    随着工作开展，组织上又陆续从警察界及学校调来一批党盟员进入公安处，总数约40多人，1950年元月初，市委保卫部吉星明，也化名艾光卿调进公安处加强领导。此时公安处共有党员6人，成立了党的支部，由田培宽任支部书记。另有“民青”、“新联”、“警盟”、“军盟”成员40余人，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工作。故公安处实际工作人员，皆为我党盟组织骨干力量所组成，分设秘书组、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

    根据市委决定，公安处中心任务是搜捕和管押，对任何人均无权处理，俟接管后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为了彻底肃情敌特，分化瓦解敌人，公安处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公安处加强了审讯工作及监狱管理，号召被捕敌特立功自赎，坦白交待，从而扩大线索，捕获一批漏网敌特，并缴获了电台2部，枪支30余支。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昆明保卫战一结束，便张贴布告，在原警察二分局门口设立自首登记站，对前来登记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不抓不判，令其立功自赎。如滇站昆明组长李瑞蜂、军统电台台长陈琼、刑警队一名组长以及该队其他一些特务，都前来进行自首登记。

    一组长带铺盖前来登记，准备坐监，但登记站让他回家，其对此感激涕零。有此先例，一时间不少隐藏的敌特，纷纷露面前来登记。为了进一步肃清漏网敌特，公安处还领导开展了一部分社会侦察情报工作。有以“新联”成员周自荣，“民青”成员褚伯伟、刘步云、李丕原为首的三个情报小组；有以“救盟”成员郭荫南、周时敬、段葵，“民青”成员张应武，情报关系谢金碧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有在服务行业由党员郭继先领导的三个反特小组；还有自首登记特务组成的一、二、三组，定期向公安处汇报情况。

    这些侦察情报小组共60余人，分布在昆明各地区各阶层，再与监狱中特务的坦白检举结合，形成在市委保卫部和公安处领导下的情报网。这充分体现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