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解放后面临的形势和党对云南工作的指导方针

    卢汉起义后，经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由二野刘、邓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此时，中共昆明地下党还未公开活动，主要依靠“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义勇自卫总队协助起义当局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四野三十八军，滇桂黔边纵队一部及云南起义部队一部，正协同作战进行滇南战役，围歼国民党军汤尧兵团。而国民党在溃逃时进行了应变部署，大批潜伏的特务分子勾结地主恶霸武装，妄图卷土重来。

    在经济上，由于大批工厂停工，农村濒于破产，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失业严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旧社会长期繁衍起来的游民、乞丐、娼妓、小偷、烟民、赌徒以及解放前夕溃逃来昆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遍布昆明大街小巷，昆明人民面临百废待兴的严重困难局面。为此，中共中央依据昆明和平解放后面临的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确定了云南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

    1949年12月初，中共中央派二野四兵团政委宋任穷，司令员陈赓，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到云南工作。临行前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指出：云南工作的中心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

    195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方案，方案明确指示：“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决定。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情均不要勉强去办，切不可我们一方单独决定，硬性执行。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以前，一切维持原状。云南情况比川康更为复杂，处理云南问题的办法要比处理川康问题略宽一些。必须给卢汉以恰当的照顾，对卢系人物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

    2月5日，四兵团、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人在贵州安龙会晤，到会的有陈赓、宋任穷、郭天民、郑伯克等，大家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认为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表示一定要把中共中央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2月24日，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地、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同时，宣布滇桂黔边区党委结束工作。

    3月26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中共云南省委调整中共昆明市委领导成员，谷景生等8人为委员，谷景生任书记，陈盛年任副书记。

    在此之前，1月4日，四兵团党委在南宁召开扩大会议，由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传达中共中央对进军云南工作的指示，“边纵”政治委员林李明介绍了云南情况，陈赓、郭天民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在团以上干部中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树立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与滇桂黔边纵队团结战斗，打好滇南战役，并北上歼灭妄图入滇的敌人，团结卢汉将军和起义部队，尽快搞好城市接管，安定社会秩序，支援进军西藏。

    中共云南省委依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强调云南工作当前要以统一战线为中心。对卢汉要充分尊重，事事商量，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对卢汉的部属、军政、公教人员必须采取团结改造的原则，对起义部队，党组织选派了一批政治干部进去，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从宣传政策、联络感情、了解情况、稳定情绪入手，诚恳地肯定起义部队的功绩，向他们介绍解放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和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帮助起义部队改善伙食，废除打骂士兵的制度，促使起义部队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