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困境，社会经济不停步地走向崩溃。

    广州从国民党接防的第一天起，社会就动荡不安，人民怨声载道，其直接原因在于政局腐败和由此而来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业萎缩、市场萧条等病症的恶性循环。

    在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2日，广州的金价、粮价因时局混乱而比同年6月涨出一倍，令市面和市民陷于困境。但在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降下日本国旗的当天，8月17日，市内金价、米价均大泻，两天后便跌至一年来之最低点。

    可惜好景不长，广州物价很快又开始上扬，到1946年1月即恢复到日本投降前夕的高价位上，且一涨不可收拾。1947年2月11日，米价每担由一天前的13万元涨至28万元；11月28日为54万元；1948年2月23日为170万元；5月5日为700万元，此后更以天文数字在增涨。据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统计，与抗战前夕的1937年上半年相比，1948年8月19日的广州一般物价指数为450万倍，9月4日再增至829万倍，半个月间陡升83％，令市民心惊肉跳，无法承受。

    通货膨胀是物价飞涨的孪生姐妹。正如蒋介石政府所说的，“如果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来应付无止境(增长)的物价，就不可能有通货稳定”，但“通货的急速膨胀”，恰好又“必然刺激物价的狂涨”。在日本投降后的4年间，广州和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一样，承受着通货急剧膨胀和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的巨大压力。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计，如果以抗战前的1937年6月的货币发行量为100，那么1945年8月为35976，12月为73332；1946年12月为264789；1947年6月为706025，12月为2177215。

    其中仅1947年6月份的增加额，就比从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8年半增加额的总和还要多。造成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正是它在内战中“军事上的土崩瓦解”，促使本来就因“汇价和物价的上升”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发展到“新的高度”。

    当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无法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便接连采取币种翻新和举借外债的办法，以求渡过难关。结果从抗战前的法币、关金券并存，到1948年8月后金元券、银元券和广东大洋票等中央与地区性的币种纷纷出台。但是，所有这些币种的发行，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都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就以叫得最响的金元券来说，尽管规定其每元的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与美元的比价是4∶1，还声称其发行总额限定为20亿元，其中40％的保证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保证则为有价证券和政府指定的国有资产。但是，从1948年8月19日宣布开始流通起，不过8个月光景，到1949年4月20日，它的发行额便达到1．5万多亿元，6月更高达130多万亿元之巨。

    由于国民党政府声誉本已扫地，加上它对这一被视为最高贵的币种肆意投放，因此很快就出现拒收金元券的社会风潮，形成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为此，美金、港纸等币种和国内的旧铸银元、镍币、铜板等过时的流通手段，一起涌向市场，甚至出现以纸片记数加戳为筹码的君子货币和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方式。

    广州市民干脆自发取缔200元和1000元面值的金元券流通资格，把它以二角钱一斤当废纸收购造纸。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金元券破产的现实，宣布金元券与旧铸银元的比价为5亿比1，实际上有的地方是以15亿比1的比价在抛售金元券；7月18日，进而宣布金元券作废，规定9月1日为金元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