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领导人牺牲的严重情况下，老区人民帮助我们掩埋同志尸体，掩护伤员，借粮筹款，帮助我们解决给养，使我们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禺北老区人民，殷切期望我们不要“散”，更是对我们最大的鞭策和鼓励！

    总队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加强政治攻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对国民党某些要员和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讲形势，讲政策，劝告他们弃暗投明，将功赎罪。总队在1949年6月间，先后发出了《我队推行的政策》、《持有自卫武器的地方人士注意》、《国民党大山官员，珍惜自己的前途！》等文告、传单，在新区和铁路沿线散发张贴，警告敌乡政人员、地主恶霸，不得继续与人民为敌，胡作非为。禺北国民党编训委员会，饬令禺北成立17个自卫大队，每个大队抽一个中队集中使用。对此，总队立即发表《正告禺北后备自卫队》书，揭露敌人借口维持地方治安，实则继续与人民为敌的罪恶阴谋，要大家切勿受愚。“若果被迫编队，要抵抗其抽调，并立即向我总队呈报备案，接受命令，策应配合，待机而起，为民立功。”

    这些文告传单，发挥了很大威力，使敌人分崩离析，纷纷与我“搭线”，或持中立态度。先遣总队长朱骥同志，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第七战区第四挺进队上尉参谋，抗战结束后任番禺县警察第一大队长，由于对国民党卖国政策和腐败统治不满，与民革取得联系，在李济琛先生的策动下，于1947年7月率领该大队一个中队70～80人，实行反蒋武装起义。

    活动于禺北、增城、花县、清远边境，先后袭击了九佛、芙蓉嶂、赤泥、白泥等地国民党粮仓及禺北花县一带地区。1948年1月，接受我党领导，发表《反蒋起义宣言》，在禺北、花县一带地区，有一定影响。朱骥的这一历史背景，使总队开展统战工作更为有利。

    当时，总队还做了下面一些工作：

    一、争取教育来安乡乡长黄秦高，并通过他到莲塘村，争取教育该村上层人物刘国进、刘潮兴、刘胡兴等人。他们给我们推销了100多担谷的公债，借出长短枪10几支，并主动给我们反映各种敌情。莲塘村头面人物的转变影响很大。永和乡乡政府也派人来联系，乌鸦邹马志等地方绅士，也主动向我认购南方债券，借出枪枝。

    二、油麻山吴汉猷原是国民党营长，经过宣传教育，带来35支枪，自愿参加我们的队伍。吴汉猷的行动，对附近一带地方影响很大。

    三、朱、崔两位领导带领部分队伍和民兵骨干，向凤凰乡乡长何静波借枪。经过宣讲政策，争取教育，借到两挺轻机和一批其他枪支弹药。接着又在该乡棠下村成立第三民兵中队。

    四、官僚大地主刘起时，曾任国民党独九旅旅长，日本投降后又任过增城县长。他在来安乡有楼房、农场和数百支枪。增西工委副书记卢章容，通过关系“搭线”，到来安乡府与他接头，动员他弃暗投明，使他以后不再与我为敌。

    五、争取教育新塘区白石圩保长黄君如，并在他家建立一个联络点。

    我们还利用统战关系掩护伤员，在“禺北事件”中，朱骥的勤务员邝威腿上负伤，在虎窿洗净包扎后，利用荔枝坑统战对象陈桥容的关系，转移到该村隐蔽了10多天。

    在我们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的同时，对少数顽固不化分子予以惩办。金坑反动头子徐九应，一贯仇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心狠手毒，民愤极大。领导决定派范定率领部分队员，将他抓获就地枪决。

    总队由于远离司令部，又在广州外围新区活动，给养比较困难。但由于各级领导能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向社会上一些进步人士、中间分子及统战对象推销南方债券，借了相当数量的谷子，还募捐了一笔钱，使困难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