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军事会议”，阎锡山对所谓“兰州会战”，也作了一些部署。但是，当第一野战军从东、西、南三面向兰州攻击前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里的“窝里斗”，却使其兰州的防守捉襟见肘，一胡二马所谓的精诚团结、相互配合，也变得松动起来。

    当解放大军越过六盘山向西挺进，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全线向兰州、宁夏撤退的时候，马步芳也还在做着他的所谓配合友军，前后夹击，歼灭彭德怀主力于兰州城下，以挽救西北危局的美梦，马步芳在此期间，曾几次发电请求蒋介石令胡宗南兵出秦岭，马鸿逵从宁夏南下，分进合击，对解放军实行包抄围歼，毕其功于兰州之役。

    但是，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为首的“中央派”，鉴于胡宗南与马步芳、马步芳与马鸿逵之间的矛盾，在解放大军逼近兰州的时候，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刘任断定，“宁马”对“青马”出任西北长官公署长官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心存不满。“宁马”虽然也弄了个甘肃省主席的职位，但不愿受“青马”的控制，认为兰州是“青马”的势力范围，所以对兰州的得失并不关心，企图坐山观虎斗，以保住他的宁夏老巢为己任。胡宗南龟缩汉中，解放军西去，正可扼守秦岭，苟安整补，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中央派”得出的结论是：兰州会战，“青马”孤立无援，凶多吉少，兰州失守已成定局。

    “中央派”估计，解放军在攻占兰州后，必将转兵南下，消灭胡宗南的残兵败将，并进军四川，决不会再向西进，深入戈壁荒漠……于是，他们又得出了另外一条结论：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他们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反守为攻，以恢复他们往日的“荣耀”。

    “中央派”根据他们的这些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幻想，就打算把河西作为他们的根据地。但他们也明白，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割据河西多年，在当地回族中的势力很大；河西邻近青海，素为“青马”所垂涎，而驻新疆的骑兵第五军马呈祥部又为其嫡系，一旦青、新“二马”联起手来，不仅河西，新疆也将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与蒋介石的空运断绝，则有被“青马”吞噬、抛弃的可能。所以，他们认为，绝不能让马继援窜踞河西。

    于是，“中央派”承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保存自己的惯用伎俩，企图以陇东集团独立担当兰州的防卫任务，以陇南兵团为总预备队。这个计划，在他们看来，兰州打胜了，还可望合作；要是战败了，被消灭的是“马家军”，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仍可得到保存。这就是刘任一伙“中央派”对兰州会战的看法和他们所要采取的对策。

    刘任一伙“中央派”虽然在保存陇南兵团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内部的主和与主战两个派别之间，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图谋。陶峙岳在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兼任河西警备司令)之后，将部分亲信留下来，如曾震五、彭铭鼎等人在甘肃方面继续工作。这一陶系的主和派，虽说早有脱离蒋介石集团的打算，因为本身没有什么力量，距离解放区又远，不易联络与配合，所以未敢贸然行事。最先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是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而他提出的所谓和平，不是无条件地归向人民，却是附有条件地靠拢共产党。在甘肃方面，彭铭鼎是主和派的骨干分子，也是因为某些实际问题，只能在私下四处活动，八方联络，暗地里进行一些和平游说的工作。

    有一次，彭铭鼎找到国民党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两人坐在一起，很交谈了一阵。当他们谈到今后的打算与出路时，彭铭鼎压低声音，心神不安地说：

    “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看来，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得天下已成定局，蒋介石寄希望于马步芳与马鸿逵挽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