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山的机甲车队，不料王天庆已经被“特警处”逮捕了。乔亚、卫兴华也同时被捕。不过，他们被扣了一个多月就放出来了。乔亚和卫兴华很快能够获释，主要是因为除了王天庆外，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而王天庆不管敌人动用什么刑罚，始终不透露一点口供。特警处特务把王天庆送到“特招室”加以优待，企图软化，而王天庆却编了一套假履历，痛斥敌人说：“我是老红军，你们一千年也争取不了我！”特务们见王天庆骨头很硬，不可能争取叛变，很快就把他暗杀了。

    特种警宪指挥处在暗杀王天庆之后，又杀害了太岳军区太原情报站政委周爱莲、站长齐作云和徐惠云，以后又将乔亚、王麟庆、刘鑫、冯碧川、朱锁只、芦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逮捕，残酷杀害。这些革命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残杀无辜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阎锡山返回太原的第二天，就在日伪汉奸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强调：“行者(指从晋西回来的人)、居者(指在太原当汉奸的人)一样有功。行者虽然经过8年跋山越岭的辛苦，但居者也遭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万不要自划鸿沟，自行隔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同时把4万伪军和5000日俘改编成省防军，任命日本战犯岩田为绥靖公署顾问兼炮兵副司令，开始对太原人民进行更凶恶、更残暴的血腥统治。

    在工矿企业中，阎锡山强迫工人勒紧裤带加速生产枪炮子弹等军火，以备内战之用。在郊县农村，他强制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使农村经济快速走向破产。所谓“兵农合一”就是将役龄壮丁(18岁～47岁)6个编为一组，1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其余5人为国民兵在家种地，每人每年出优待粮3石、棉花2．5斤养活常备兵及其家属，常备兵服役3年，概不发饷。“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征兵、要粮的“法宝”，一下子就增加了5万常备兵，然而却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变成农奴，有多少人被迫卖妻卖子，又有多少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仅1948年一年，太原近郊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就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一村26户就有“卖妻子的5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当时农村的粮食产量差不多比抗战前降低一半，民谣“兵农合一好，荒草长下一人高”、“兵农合一聚宝盆，家败人亡鬼吹灯”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城区太原，用“平民经济”控制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使物价一涨再涨。

    当时用一块银元买不到1公斤杂粮，价格超过当时上海的2200多倍。尤其是在临解放前，“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挨户搜查抢夺老百姓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甚至有全家饿死的。当时太原城新南门(首义门)外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卖人肉包子”事件，而阎锡山及其帮凶却依然是花天酒地。他们在太原疯狂掠夺3年后，仅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抗战以前，阎锡山为了巩固军阀封建统治，采取诱骗政策，迷惑群众笼络人心。如今内战期间，人民军队越战越强，阎锡山统治已是日暮途穷，他一改往日面孔，脱下“仁慈善政”的外衣，开始实行种种残暴的特务统治，梦想用法西斯特务手段维护即将崩溃的政权。当时太原除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外，还有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徐端的黄河通讯社等特务机构。他们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各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各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庞大的特务网络，对人民群众进行监视和镇压。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分别与美国三方面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