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十四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炼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相当于汉代“五铢钱”五百个或一千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钢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六十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汉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六十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四十三个郡(相当于今专区一级)，三百十三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一倍多。户数有五十二万三千，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都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僮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僮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四十年，掠夺人口达一、二十万，逼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一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浚和唐彬等八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