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工作方针，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3000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5000人。他们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大力开展学生、工人工作的同时，积极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斗争越来越广泛、深入。在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地下党员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组织反蒋斗争。

    1948年春的一天，在北平以“荣军中校”身份负责敌军工作的王延（苏），奉命到解放区的泊镇城工部接受新的任务，城工部部长刘仁亲自接见了他，在场的还有一位女青年。经刘仁介绍，她叫曾常宁，天津市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地L党员。刘仁介绍他们二人相识后，即交给王延（苏）一项任务：通过曾常宁做她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再通过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

    原来，曾延毅不但和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还是结拜兄弟。1927年曾任晋军炮兵第4团团长，同傅作义一起守过涿州，有患难之交。1928年至1930年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期间，曾延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傅作义任第35军军长时，曾延毅先任218旅旅长，后为中将副军长。自抗日战争初期的太原保卫战后，曾延毅便脱离戎马，来天津赋闲。王延（苏）与曾常宁在泊镇分手时，曾常宁把她家的住址交给了王延（苏）。过于几天，曾常宁告知王延（苏），她已同父亲讲好，说“有个中共朋友要见见”，她父亲欣然应允。

    此后，王延（苏）每月都去天津会见曾延毅一两次，纵论国内时局。谈得相当投机，王廷（苏）便劝曾延毅到北平向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事情就好办了。曾延毅思想开明，果然为此专程去北平会见傅作义，结果傅作义只答应给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败兴而归。但此刻曾延毅并未灰心，他对王延（苏）表示，他不能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厚同又是何许人呢？原来，刘厚同是一位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着有《孙子注释》，有军事学识，也有政治眼光。同时，他还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同傅作义关系尤深。1928年傅作义单枪匹马能够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冯、阎大战阎锡山战败后傅作义得以出任绥远省主席，以及傅作义能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刘厚同出谋策划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傅作义军的百灵庙大战，也是刘厚同帮助运筹帷幄的。刘厚同也历来是傅作义的出谋策划人，傅作义对刘厚同也历来是言听计从。现在刘厚同仍是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头衔是华北“剿总”中将总参议。因为刘厚同就住在天津，同曾延毅常有往来，所以曾延毅向王延（苏）做了上述表示。后来，刘厚同果然到了北平，这里自然有曾延毅的工作；同时，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刘仁也知道刘厚同跟傅作义的关系，而且非常重视这个工作关系。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刘仁便命天津地下党带刘杭生去泊镇城工部，亲自嘱她做好父亲的工作，并通过她父亲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然而，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却是中共地下党员、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主任杜任之。杜任之早年留学德国，是知名学者，担任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通讯员，跟傅作义是同乡。杜任之、傅作义之间从1934年起便开始交往。当时，杜任之联合在太原的一些革命者，组织了一个以介绍国外左派报刊的各种论着为宗旨的“中外语文学会”，聘请傅作义担任名誉副会长；后杜任之又推荐该会干事、他的学生、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给傅作义当秘书；推荐留日学医的胞弟杜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