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重机枪刚刚压住碉堡中的敌人火力，杨印山便一股劲冲出了二十多米。突然，碉堡里的敌人，向他射来了一梭子弹，他扑倒在地，躲过了敌人的射击。他凭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趁着敌人换梭子的空隙，飞也似地冲过了开阔地。当敌人的机枪再响时，他已经穿过外壕，爬到右边的碉堡下。杨印山一甩手，两个手榴弹飞进碉堡，“轰”的一声，碉堡哑了。他趁势滚下外壕，顺着死角，爬到左边的碉堡下，又把两个手榴弹从枪眼里塞了进去。

    碉堡被解决了，可是大门开在东面，要进油厂，还得爆破。杨印山挟着十多斤炸药又冲了上去。一阵疾风，他冲到了墙角下，把炸药安好后，一拉弦，引线咝咝地冒着火花。杨印山翻转身来，刚滚出去三四米，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气浪把他从地上掀起来又摔下去，脑袋嗡嗡叫着。他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下。

    一阵喊杀声把他惊醒，敌人第二道防线被突破了！后面的队伍，一齐向突破口拥来。杨印山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穿过烟尘，冲了进去……

    成团成师的队伍，潮水般地涌过突破口压向城中心去，敌九十七师及六十军军部，在我们的英雄部队面前投降了。

    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二班荣获“猛虎班”锦旗一面；二十七岁的班长、共产党员杨印山，一共立了五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及战斗英雄奖章各一枚。

    “旱桥英雄”刘瑞林

    “我们所渴望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天津总攻战打响了！我记得，这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午。

    “攻打突破口的任务，已被兄弟部队抢先领去了，上级交给我们团的任务是：当兄弟部队撕开突破口以后，猛插纵深，分割打乱并全歼天津市东北角上的守敌。因此，在战斗最激烈的头几个小时，我们并没有参加，而是蹲伏在城外的战壕里，难耐地看着烟火，听着炮声。”

    他的声调变得比先前更响亮、更奔放了，而且脸上也泛起了只有当渴求已久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的时候才有的那种兴奋与喜悦。

    “我们进攻方向的突破口——民权门，终于被兄弟部队撕开了，于是我们便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挤过缺口一齐向天津市内冲去。这时天已黑了，枪声、炮声在整个城市呼啸着、轰响着，浓烈的烟雾，笼罩了整个市区。

    “我们七连走在全营的最后边，所到之处顽敌早被八连、九连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正在冒烟的地堡和被击毙的敌尸，散乱地摆在街道上。即使在那些坍塌的楼房里和阴暗的街角处，间或有一些隐伏着的残兵败将向我们射击，但这都是一些早已吓破了胆的熊货。这种短促的很不激烈的巷战，打得一点也不解馋。而前面又不断地传来这样的消息：‘八连已攻进扶轮中学(现改为铁路学校)啦！’‘九连已占领北洋大楼啦！’这时我们连长也发急了：

    “‘同志们！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捡骨头吃，我们应该赶到前面去，哪儿有敌人就往哪儿冲！不然那几座桥就会被别人抢先占去啦！’

    “本来，连长只是想鼓动大家更快一点前进，没想到这一声吆喝，使大家一个个都变成了离弓的箭，脱缰的马，谁也顾不得班、排建制，争先恐后地向前飞去。不用说没有一个掉队的，大家还都嫌自己的腿长得太短了哩！但是究竟敌人在哪里？‘桥’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哩！只是一股劲地往前跑！跑！

    “这时跑在最前面的，只有我和我们班的刘爱民同志，其他同志都掉到我们身后，基本上失去了联系。当时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如果遇上一大群敌人，我们孤孤单单的俩人能否对付得过来呢？但当我想到：应该更快地抓住敌人、应该更快地把天津夺在我们手里、应该更快地抢占那些桥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步子也迈得更快了。

    “我们俩人不知跑过多少街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