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实际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