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在这么多，只置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处。有一次，乾隆皇帝从老师的口中得知，鎏金铜缸并非是为了点缀门面，而是镇火灭灾之物，名谓“门海”，亦称“吉祥缸”。乾隆听后，决定多设置几口，放在殿前，以应不时之需，下旨按每口缸铸造费500两白银拨款，令京城铜铺制造。

    当时在京的制铜业几乎全被潞城的铜匠所垄断，所以给皇家造铜缸的这项工程便自然落在了潞城铜匠的肩上。以“太德号”牵头，就像今天的承包一样，将潞城在京的铜匠全部组织起来，经过精心设计，精细采铜，日夜冶铸，共用钢3392公斤，铜缸底铸有“潞城县三井村牛氏铜匠太德号”字样，制成后运进了紫禁城（《潞城市志》）。

    潞城铜匠利用给皇家制造铜缸的机会，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其实，潞城的制铜业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在为老百姓服务，它们的产品诸如铜火锅、铜暖手炉、铜盆、铜镜一类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些产品不仅实用，而且工艺精湛绝美，如今已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但经过历史的积淀，品牌的吸引力就显得更加重要。这其中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内涵，如同潞绸、荫城铁货、大风丸一样，上党铜器“太德号”是潞商制造并经营铜器产品的又一块金光闪耀的招牌。

    八义瓷窑

    在上党地区的民间，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北宋时期，长治县的八义瓷窑曾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瓷窑之一。后来，金兵南侵，宋徽宗由汴梁（开封）迁到临安（杭州），北方的文化也随之南迁；尔今，声名显赫的景德镇就是八义瓷窑在南方安家落户的结果。此说是否确实，由于缺乏证据，不敢妄断；但长治县八义窑的瓷器确实有过一段令人自豪的历史。据《中国陶瓷史》记载，宋朝时，国内的瓷窑大体上分为两大体系，而磁州窑系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在当时的制瓷于艺中，有一种“白釉釉上红绿彩器是宋瓷装饰中比较珍贵的品种，窑址中出土数量不多……山西长治八义窑，在窑址采集到了一些红绿黄彩绘碗的标本，纹饰都画在碗的里部，纹饰布局具有地区特色，以花卉为主，多数画折枝花，里口红彩画粗细线纹二至三道，线纹之间点以绿彩点饰，分布在四面，外部露胎处是浅紫红色，圈足稍宽而矮，足上有五个支钉……”

    这是从瓷器专家的角度对长治县八义窑外部工艺的描绘，而且肯定了八义窑的这种瓷器在宋瓷中属于珍品。从这里可以看出，远在宋朝的时候，长治县八义窑的瓷器就已经是当时中国瓷器工业中的佼佼者了。它给后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宋朝瓷器文化价值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八义瓷窑的兴盛和规模。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工艺的完善和形成自己的风格，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由此可以肯定，八义瓷窑的起建当在宋朝以前；而且在宋朝以后，它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巩固和发展历程。我们现在尚未找到潞商经营八义瓷器的有力证据，但潞商在全国各地的商品经营中确有瓷器的店铺和品种。我们不能排除这就是八义瓷的这种极大的可能性。试想，潞商作为一个庞大的经营群体，如果对当地生产的一种名贵瓷器视而不见，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于是，就让人感到流传于民间的八义瓷窑与景德镇瓷窑的那种渊源关系的传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可信性。如果此说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不仅可将潞商在全国的活动提前数百年，而且是对上党优秀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和十分有力的证据。

    潞酒一过小雨天，香飘万里醉半山

    与潞城铜器同样知名的是上党生产的潞酒。说到潞酒，可以追溯到唐朝甚至更远的时期。《山西通志》列“古酒之美者”，有“汾潞之火酒盛行于世”的记载。所谓“盛行”就是一种商业状态，这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