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前苏联学习，进前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确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一门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着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